劉伯承傳(114)_學達書庫

一一四

　　對蔣介石嫡系胡宗南等部，劉伯承、鄧小平也沒有放鬆爭取工作。在軍事上堅決打擊的同時，在政治上堅持做到仁至義盡，及時爭取了裴昌會、陳克非、羅廣文等部的起義和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破壞和損失。

　　四川解放後某些上層人物利用起義為政治資本，在籌建人民政權時爭權爭位。劉伯承依靠黨組織和人民群眾，同他們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有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號，意在排斥共產黨的領導。劉伯承在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等場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駁。他用四川解放前軍閥連年混戰，人民饑寒交迫的事實，說明在反動階級政治之下，無論劉湘、楊森、張群，還是別的什麼人，都不可能治理好四川。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四川才能由亂到治，才有了大發展的希望。

　　起義、投誠部隊的中下層人員，由於受到國民黨特務的蠱惑、欺騙，普遍擔心算舊帳。特別是在訴苦運動中，部分軍官惶惶不安，害怕過不了關。

　　劉伯承親自出面作宣傳解釋工作。他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接收了大量的舊公務人員、起義軍人、投誠和俘虜人員。他們是後至者，他們要由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我們要管飯，要改造，要錄用，要整編。毛主席說：『禹王治諸侯，後至者誅。這個政策是錯的。』後至者誅，誰還敢回到中國大家庭一起為人民大眾作好事呢？今天我們只要于人民事業有利，只要進步，只要願意改造，為大眾服務，就可以一齊來幹。」這一席話，安定了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情緒，使改造和整編工作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下去。

　　減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階級的嚴重抗拒。從原國民黨舊軍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到農村的中小地主，大部反對共產黨的這個政策，因為這直接損害到他們的經濟利益。而農村工作能否真正開展，廣大農民群眾能否發動，完全取決於減租退押政策的能否落實。劉伯承始終堅持了共產黨的原則立場，在減租退押問題上跟反對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他一再強調減租退押跟清匪、反霸一樣，是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不可缺少的步驟。他鮮明地指出：「西南地區，特別是四川，土地甚為集中。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等封建勢力，用巧取豪奪的方式集中土地的過程，也就是農民破產失業的過程。農民迫切地要求上地，並從地主惡霸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但是由於西南解放較晚，封建勢力特別強大，群眾尚未普遍發動與組織起來，實行土地改革的條件尚未成熟。故在今冬明春期間，應以清匪、反霸，減租、退押為中心。這個步驟不但可以初步解除農民的痛苦，為恢復與發展工、農、商業創造初步的條件，而且也是為明冬後春開始的土地改革運動打下堅實的基矗」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有些黨外人士對減租退押採取抵制態度。他們有的強調西南地區民窮財竭，地主實際不富，租、押一時難以減退；有的聲你會引起諸多糾紛，不要自找麻煩：有的說押金己按年扣祖，不該退還；有的藉口土改將行，何必多此一舉。更有的甚至重彈地主養活農民的老調。一時間議論紛起，人心不定。這股歪風在黨內也產生了影響，個別黨員幹部表現了動搖，乃至站到地主階級立場上說話。在西南局的領導下，劉伯承堅決執行共產黨的政策，團結認識較好的黨外人士，嚴厲批判了反對減租退押的謬論。

　　他針對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錯誤言論，斬釘截鐵地說：「減租減息作為土地改革的準備條件，這是共同綱領明文規定了的，也是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了的，西南人民必須為此而努力奮鬥。……減租本身就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如果不充分發動農民群眾，如果不保障農民的佃權，其結果必然是明減暗不減，或先加後減等現象的普遍發生。同時惡霸地主和特務分子必然千方百計地造謠破壞，製造混亂，乃至組織所謂『遊擊戰爭』，以達到破壞減租的目的。」

　　劉伯承大義凜然的態度，震懾了某些上層人物反對減租退押的囂張氣焰，博得了軍政委員會大多數成員的熱烈贊同。

　　劉伯承又在小組討論會上和個別交談中做積極的說服教育工作，規勸持錯誤觀點的人拋開一己的私利，而著眼於國家、民族的興旺。他親自說服弟弟劉叔禹帶頭減租退押。黨外人士反映共產黨不是盛氣淩人，而是以理服人；既堅持了原則，又避免了刺激。熊克武率先表示原來認識有偏差，共產黨確實是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民主人士鬍子昂、舊軍人但懋辛關於擁護減租退押的發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就及時予以鼓勵，調動了進步人士的積極性。

　　8月8日，他在上報中共中央的《關於西南局統戰經驗的報告》中說：「由於地主階級在軍政委員會會議上的攻擊，可以看出封建地主雖然遭受了打擊，但勢力仍然強大。而這次會議有組織地進行反攻，因此使我們堅定了兩個堅決：一是堅決退押，二是堅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以孤立地主階級。因不如此，不能發動農民打垮封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這些話，表現了他掌握黨的政策的原則性和靈活性。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這個經驗，特將這個報告批轉各大區參考。

　　團結、教育民主黨派，是黨的統戰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此，劉伯承採取了積極慎重的方針。西南區民主黨派，在反蔣反美的民主運動中，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到了解放前夕，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滲透和利用，成都、重慶等地的民主黨派變得組織渙散，成份複雜，內部矛盾，意見分歧。

　　解放後，某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拉隊伍、搞武裝，擅自接收反動報社和敵特財產，以擴展自己的勢力。劉伯承根據中共中央統戰工作的方針和部署，有計劃、有步驟地抓了整理、人事和工商方面的工作。整理工作，又區分了四類情況：一是對機構健全、成份大體整齊的黨派，幫助他們學習共同綱領等文件，著重於提高思想認識。二是對機構建立雖久，但其中成份較複雜，領導思想不純的，進行組織整理。在尊重其獨立性的基礎上，幫助其調整領導班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加強其自身的團結。三是對剛建立機構的，則進行登記審查，先集中學習，著重共同綱領及民主黨派性質任務的教育。四是對尚未健全機構的黨派，幫助他們作調查瞭解，發現和物色領導骨幹，逐步建立起較完善的機構。經過這樣既具體指導又不包辦代替，既堅持團結又不放鬆必要的鬥爭的整理工作，西南區各民主黨派都得到了健康的發展。

　　人事工作的重心是配合有關部門安置民主黨派人士。除在西南軍政委員會安排相關人士當委員外，各委、部以及盛區及行署以上單位，也量才錄用了一批民主黨派負責幹部和工作人員。這使民主黨派十分滿意，對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各級政權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

　　但是，在部分人員中出現了兩種不良的傾向。一些黨員存在著關門主義偏向，錯誤地認為「烈士血跡未幹，他們義騎到我們頭上了」。有的甚至居功驕做，不服從黨外人士的領導。劉伯承對此進行了有力的批評。他教育大家說：」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可以爭取一大片人。作為一個黨員幹部，應該是統戰工作的模範。」

　　也有一些擔任政府職務的民主人士，自高自大，脫離群眾，官僚作風，輕視共產黨的幹部。針對這些情況，劉伯承利用會議和個別談話，進行了適當的批評教育，指出人民政府與舊官僚衙門的根本區別，人民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教育、啟發上述人士注意思想改造和作風轉變。他的這些工作，促進了人民政權中黨內外人士的民主合作。

　　解放初期，西南工商界曾一度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持疑慮、觀望態度，有資金不願大膽投用，反而要求政府救濟。更有的向政府要求定貨、貸款、收購產品、供給原料，限制工人提出工資要求，並一再聲稱：「賢明政府，定能辦到」，言外之意如辦不到，便不是賢明政府。劉伯承和鄧小平親自參加工商界人士座談會，誠懇說明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利用、改造的方針，說明了工商界只有接受人民政府的領導，為新中國建設事業服務，才有出路。劉伯承說：「公私兼顧，並不是偏顧，尤不可顧私不顧公。勞資兩利並不是單利，而是勞資兩面都利。城鄉互助，而不是矛動員令，還對進軍西藏的偉大政治意義、親密團結康藏人民、必須樹立長期戰鬥的思想等問題，進行了明確而詳盡的說明。這個動員令，給了進軍西藏的全體指戰員以巨大的鼓舞。

　　隨後，劉伯承協同鄧小平、賀龍等加緊部署了進藏的各項準備工作。組織部隊對西藏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整理現有資料，派出先遣支隊分赴甘孜、巴塘等地調查瞭解，為進軍西藏開闢道路。為了保障進藏部隊的後勤需要，還調集了一批工兵和步兵部隊，搶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為進軍西藏準備了交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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