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13)_學達書庫

一一三

　　1950年2月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宣告成立。這一天，多霧的重慶出現了罕見的晴朗天氣，旭日的光芒驅散了山城上空的陰霾。西南各界代表沐浴著春暉，興高采烈地聚集到重慶市人民路西南軍政委員會的駐地。劉伯承主席，鄧小平、賀龍、王維舟、熊克武、劉文輝、龍雲等副主席，親切地同委員一一握手相見。成立儀式熱烈而莊重。劉伯承作了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經過和基本任務的報告。他說：在西南工作山接收轉入管理，並且建立集中統一管理的時候，軍政委員會急需建立，也利於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迅速安位。

　　但由於情況瞭解不夠，夠格和適宜的人選需要醞釀討論，所以軍政委員會的建立相對延遲。關於軍政委員會的基本組織原則，既能保證党的領導，又能團結各方面的人士，委員中黨內外人士大約各占一半。還考慮到照顧地區，照顧黨外各方面的人物：起義軍人、工商界人士、文教專家、少數民族、民主黨派。這個人選比例，主要依據代表性適當放寬了尺度，但又是寬而不泛。

　　比如工人委員，暫時選不出合適的人選，便沒有硬湊，因為共產黨員就代表了工人階級。鑒於部分委員因事或外出沒有出席，劉伯承對軍政委員會的基本任務只是重申了剿匪和征糧工作。總的任務，他說留待全體委員會議再去確定。

　　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後，相繼建立了各個機構，認真選拔了一批賢能人才，分別承擔起各個方面的領導管理工作。

　　對西南區所屬的雲南、貴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東等7個省區以及下屬的各級政權建設，劉伯承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決定，採取了軍隊「分區包乾」的辦法，即將一定建制的部隊，固定在一定地區，在同級黨委領導下，負責城市接管和農村工作，建立黨的組織，建立政權，發動群眾，建立工會、農會和其他民眾團體。建立軍區、軍分區和人民武裝力量。肅清土匪，徵收公糧，幫助農村春耕，恢復和發展生產。

　　劉伯承號召駐西南全體部隊說：艱巨的任務正安排在我們面前，90萬起義、投誠、俘虜的部隊急需改造，7000萬的群眾尚待發動，土地改革必須在明冬後春完成。而當前的肅清匪特、鞏固治安和急不待緩的征糧工作，都有待於軍隊為主去參加完成。當我們戰敗了武裝的蔣介石集團後，徹底消滅封建的戰略任務已經放在我們當前的日程上了。

　　各部隊緊緊抓住了剿匪這個當務之急，堅決執行「野戰軍地方化」「領導一元化」的指示，和「軍事清剿、政治攻勢、發動群眾三結合」的剿匪方針，首先在腹心富庶地區與交通線兩側，集中兵力重點圍剿肅清危害最大的匪幫。西南軍區所屬的川東、川西、川南、川北、西康、雲南、貴州等7個軍區，採取靈活機動的戰術，或對集團匪徒進行圍剿、進剿，或遠途奔襲，直取匪特巢穴，或對流竄匪特窮追不捨，不殲不止。至1950年8月底，西南全區共殲土匪40萬余，有力地打擊了匪特的兇狠氣焰。8月以後，剿匪鬥爭轉入大規模邊沿圍剿和深山進剿。以後，在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鄧小平的領導下，全體指戰員英勇戰鬥，積極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逐步完成了艱巨的剿匪任務，從而根除了大兩南的嚴重的匪患。

　　劉伯承出身農家，熟知西南農村的狀況和農民的疾苦。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災荒頻仍、兵連禍結，以致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他決心以強有力的組織措施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使廣大城鄉人民的生活有一個較大的改觀，他在抓好城市生產的同時，抽出足夠的力量逐步把工作重點放到農村。除要求所有駐軍起到工作隊的作用外，還抽調了許多幹部，動員了大批工人、學生，到農村去開展工作。明確要求農村工作必須從基層做起，盛區以下各級領導機關在春耕期間，只留少數人員處理日常工作，大部分人員逐級下去督促，指導農業生產，並結合進行清匪治安、生產救災、合理負擔、反惡霸地主、改選舊保甲，以實際行動取得廣大農民群眾的信賴和擁護，然後適時地籌建農民協會，向封建地主勢力奪回農村的統治權，為爾後的土地改革創造條件。

　　經過各級黨委、政府的認真領導和廣大幹部、農民群眾的努力，西南地區農村的面貌發生了較快的變化，1950年的春季作物獲得了豐收。在6月中旬的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上，劉伯承報告說：「在農業生產方面，一般的年景是很好的，達到了七成收成，這個現象已是很好的了。由於我們西南軍政委員會把生產指示和減租減息政策一公佈，又有少奇同志『五一』幹部大會關於經濟問題的講話，農民群眾表現出了極大的生產熱情，這在西南地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對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全面工作，劉伯承于7月27日，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西南區的工作任務》的報告中，進行了這樣的總結：「西藏還待解放。其他地區在解放後曾經猖獗一時的匪特活動，又受到致命打擊，大部地區業已淨化。但在邊沿山地，仍然活躍，需要努力加以肅清。物價雖已穩定，但財政經濟狀況尚未獲得基本好轉。開支暫時不能減少，而公糧徵收僅達1949年的百分之六十，故赤字浩大，目前仍賴中央補助。此種情況如不在收入方面加緊努力，很難繼續下去。由於我們在經濟方面的努力，調整公私商業關係已見成效，市場開始活躍，城鄉內外交流開始疏暢，人民幣開始下鄉，成渝鐵路開始興築，整個工商業已顯現好轉的境況。但公私工商業困難仍多，國營企業只有少數開工，絕大部分還在維護狀態，私營工商業恢復和發展的條件，尚待繼續創造。農村手工業和副業在長期反動統治壓榨下，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亟待政府予以扶植。農民已有初步的組織和發動。他們在長期的封建反動統治、壓迫、剝削之下，已陷於極端貧困的地步，迫切要求減租減息、退押和實行土地改革，並從惡霸地主統治下解放出來。城市工人失業需要妥善地加以救濟和安置，社會上的廣大失業群眾需要在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謀求出路，少數民族熱烈地歡迎和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

　　這一段總結，既說明了軍政委員會短短5個月的工作成績，也如實地反映了存在的問題和困難。表現出劉伯承仍然保持了戰爭年代那種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作風，對成績不溢美，對問題不回避。到10月下旬他奔赴新的工作崗位時，雖然西南區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和各項經濟建設都已取得基本成功，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工作已初具規模，他還是謙遜地說：「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工作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我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補課的工作還請大家來做。」劉伯承總是用很高的標準衡量自己的工作。

　　§第三節統戰工作的模範

　　在進軍西南之前，劉伯承就在國民黨川軍中做了許多工作。1946年11月滑縣之戰，國民黨軍第一〇四旅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被俘。這兩人系川軍舊人，劉伯承親自接見，並設宴招待。交談中劉伯承向他們詢問蜀中故舊，指出蔣介石利用內戰消除雜牌軍的陰謀，勉勵他們返回四川，為桑梓做一點有益的工作。楊李二人深感劉伯承和藹可親，語重心長，表示銘記劉伯承的忠告。原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官郭勳祺被劉伯承指派回川後，積極勸說潘文華、鄧錫侯等人棄惡從善，對他們發動起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進軍西南之前，為了爭取四川的國民黨軍起義，劉伯承在南京通過關係，找到川軍第九十五軍軍長黃隱的侄子、黃慕顏之子黃實，要他輾轉返回四川，向川軍鄧錫侯、黃隱以及川軍故舊黃慕顏、韓伯誠等打招呼，說明共產黨不念舊惡，歡迎及時棄暗投明、將功贖罪的一貫政策。並指示黃實，將在成都建立共產黨、解放軍交通站，告鄧錫侯等部與其聯繫，還將直接派連絡人員去黃隱部開展工作。不久，劉伯承通過情報部門派出一位幹部，攜帶電臺聯絡訊號和密碼，經過重重險阻，間道黔江、涪陵，於10月間到達成都。這位於部通過黃實找到鄧錫侯、黃隱、黃慕顏等人，當場傳達了劉伯承、鄧小平對川軍故舊的問候和希望，指出二野部隊進川在即，川軍不應作蔣介石的殉葬品，而應早作準備，歸向革命陣營。考慮到四川的現狀和鄧錫侯等人還有顧慮，劉伯承、鄧小平提出了三個方案供他們選擇：一、解放軍未到即宣佈起義；二、解放軍迫近時才宣佈起義；三、不公開宣佈起義，但負責保護好地方倉庫和公共財產。這既體現了共產黨人顧全大局和寬大為懷的胸襟，又體現了設身處地為川軍人士著想的實際態度。鄧錫侯、黃隱等深為感動，種種疑慮為之一掃，遂決心起義。雅安劉文輝方面，劉伯承同樣派人作了聯絡工作，溝通了電臺通訊。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紛紛起義和投誠，減少了解放西南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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