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12)_學達書庫

一一二

　　12月21日，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團在金堂地區宣佈起義，這是成都敵人趨於瓦解的開始。胡宗南為穩定軍心，於22日在新津召開了軍以上指揮官緊急會議，他聲嘶力竭地叫喊「要團結一致，抵抗到底」，還煞有介事地聲稱「本人亦抱定為黨國犧牲的決心」，拼命鼓動部屬頑抗到底。可是，會議的第二天，他卻緊步前幾天逃走的蔣介石的後塵，悄悄乘飛機溜之大吉。蔣介石、胡宗南的相繼逃跑，使成都守軍陷於極度混亂。24日，胡宗南的親信、第五兵團司令官李文，懷著絕望的心情，集中了7個軍，由崇慶、新津地區向西南突圍，被擊潰。這一失敗加速了敵人內部的瓦解。25日至27日，敵第十五兵團司令官羅廣文、第二十兵團司令官陳克非、第七兵團司令官裴昌會、第十八兵團司令官李振，相繼在彭縣、德陽、成都地區宣佈起義。劉伯承、鄧小平致電表示慰勉。李文仍然執迷不悟，組織殘餘兵力，向邛崍、大邑一線展開猛攻，企圖奪路逃命，再次遭粉碎。26日，參戰部隊指戰員在「打好大陸上最後一仗」的口號聲中，勇猛地向敵軍沖去。激戰竟日，全殲殘餘國民黨軍，生俘第五兵團司令官李文以下5萬餘人。27日，由於敵第十八兵團在成都以東地區起義，解放軍不戰而下成都，成都戰役遂告勝利結束，進軍西南的戰役也就勝利結束。

　　劉伯承在給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西南進軍作戰經驗彙集》的題詞中，集中地概括了進軍西南的經驗，他寫道：「兩南進軍是在毛主席的戰役指導下，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上進行的。在部署上為出敵不意，突然拊其側背，斷其逃路。在行動上，則猛打猛追，使敵人無喘息餘地，更來不及變動原來部署，被動應戰。在政策上，尤以本軍委佈告的八項切實執行，收效很大。」

　　§第二節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任命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

　　12月31日，毛澤東發佈了《祝賀新年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提出1950年的新任務是：「解放臺灣、海南島和殲滅蔣介石匪幫的最後殘餘，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不讓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在我們領土上有任何立足點。」同時提出要逐步轉入和平建設，醫治戰爭創傷，克服戰後的財政經濟闌難，恢復工農業生產和交通事業。

　　1950年元旦，即成都戰役結束後的第5天，劉伯承出席重慶市慶祝西南解放大會，發表入川後的第一次長篇演講。他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建設新西南的三項任務：「第一項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維護治安。西南區是全國最後解放的地方，也是蔣介石匪幫盤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陸上最後覆滅的地方。因此，治安問題，更加複雜，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也很多。」「目前首先就是對分散隱蔽繼續造謠破壞的特務匪徒，和流竄在農村的土匪特務武裝，必須人人一致警覺起來加以徹底肅清。對散兵游勇，必須進行登記，集中訓練，妥善處理。只有這樣，城市與農村的社會秩序才能安定下來，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產，經營工農商各業。這是解放後第一個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不然，生產、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無從做起，即使做了也無安全保障。」

　　關於第二項任務，他指出：「恢復和發展生產。這是共同綱領中的基本問題，也是使我們國家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問題。」他解釋這項任務的必要性和艱巨性說：「兩南區蔣介石匪幫統治最久，經濟遭受摧殘最深，解放以前為蔣匪依靠作賣國內戰的基地，所受兵災也最深，臨敗走時該匪又有計劃地進行了瘋狂的破壞。恢復和發展生產，目前困難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驟地恢復生產的問題。我們必須切實執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這是一切任務所圍繞的中心工作」。

　　關於第三項任務，他說：「毛主席說過，生產建設即物質建設與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設是相輔並行的兩個車輪，缺一不可。同時，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為生產建設而服務，是以生產為中心來進行的。」對內南區開展文化教育工作的特殊意義，他強調指出：「重慶是蔣介石匪幫首腦機關長期盤踞的地方，曾經大規模地開辦各種訓練班，印發反動的報紙書籍，進行反革命的宣傳，灌輸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蒙蔽毒害青年知識分子和人民；同時摧殘進步文化，封閉進步的學校和文化機關，屠殺進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學生，使進步的思想輸入困難。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化，堅決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大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對於生產建設及其他建設，必然要起更大的推進作用。」

　　劉伯承鞭辟人裡的演講，博得了與會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會場裡掌聲不絕，歡聲四起。他在川中素孚眾望，這次發表的政見，表現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又完全切合西南的現狀，也符合人民渴求新生活的強烈願望。

　　解放後的西南情況極為複雜，建設任務極為艱巨。當時，西南區人口有7000萬之多，物產資源豐富，當然是進行和平建設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西南區域遼闊，地形起伏多變，與內地交通阻塞。對外與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老撾、越南等國接壤，邊防線達數千里之長，直接涉及到外交方面的事務。這裡少數民族眾多，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內部糾紛，一時難以拆解。開發和治理確非易事。最嚴重的問題是封建勢力強大，國民黨反動派長期統治，茶毒人民，為害至酷。在解放軍大兵壓境時，一些上層人物迫於大勢所趨，受到共產黨政策的感召，紛紛起義投誠，減少了流血和破壞。

　　然而，封建勢力卻原封不動地保存著。廣大的鄉村仍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封建迷信組織如哥老會、青紅幫、大刀會等及大量匪特武裝，還掌握在他們手中。國民黨軍被俘虜、起義、投誠的達90萬之多，其中不少將領系兩南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他們中有的靜觀形勢變化，繼續招兵買馬，擴充實力。蔣介石早在淮海戰敗後，即派遣大批特務進入西南區，與本地封建勢力共同策劃了「應變計劃」，夢想建立「反共複國」的基地；並在川、黔等地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訓練了5000多名反動分子，作為其發展匪特武裝、破壞人民經濟恢復和建設的骨幹。他們乘群眾尚未發動，串連地主惡霸，勾結反動武裝，裹脅落後群眾，嘯聚山林，打家劫舍，製造謠言，煽惑群眾，挑唆起義部隊叛變，阻擾解放軍開展地方上作。一時問，匪患猖獗，成為危害社會治安和人民生命財產的一大禍害。

　　劉伯承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建設西南的任務，還需要努力奮鬥，克服當前的許多困難，例如城鄉人力、物力、財力，都大量地被敵人摧毀破壞，帝國主義者的封鎖，大批城鄉失業者的存在，大批的舊公務人員急待安置，眾多的散兵游勇急待收容，特務土匪的活動急待肅清，以及要把以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經濟結構，改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結構，把戰時的經濟結構，改變為和平建設時期的經濟結構等等，困難都是不小的。他領導西南軍政委員會，進行了艱苦細緻的工作，一一克服了這些困難。

　　中共中央西南局於2月初召開了全體會議，研究了西南局的工作任務和西南軍政委員會的組成問題。劉伯承作為西南局統戰部長，提出了遴選黨外人士參加軍政委員會的意見。他說：「西南軍政委員會對黨外人士提名，亦採取德、才、資的幹部政策。不過黨內德、才、資是統一的，而黨外人士德、才、資是有矛盾的。功過折算謂之德，有代表性是謂資。按照德、資提名，量才分工。」會議採納了他的意見，使軍政委員會組成比例和人選問題得到了順利的解決。中共中央在得到西南局關於遴選軍政委員會黨外委員的方針的報告後，立即表示贊許，並批轉其他地區參照執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