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2)_學達書庫

一二

　　袁品文展視著劉伯承的書信，激動不已。幾年前跟隨劉指揮官南北轉戰、所向無敵的情景又浮現眼前。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激情和急於改變自身窘境的強烈願望，在袁品文心中迸發。他兩次與童庸生秉燭長談，詳細詢問劉伯承對瀘州起義的意圖和設想，積極表示「以全部力量聽省黨部指揮。請向伯承兄轉達我的革命決心。」隨即派共產黨員鄧作楷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慶與劉伯承密商瀘州起義的方案。劉伯承對袁品文的積極態度表示熱情歡迎，又再三囑咐做好各項準備，等待時機，聽統一號令行事。

　　駐守瀘州城內的是第二混成旅，旅長李章甫原是第一軍第三混成旅的團長，討賊戰爭中敵對雙方爭奪瀘州時拖著全旅投降了劉湘，因與劉湘有師生關係，即被劉湘任為旅長，並派駐財賦充裕的瀘州城。後來，他又歸隸賴心輝。他為人驕橫暴戾，積怨甚多。連年來，他獨佔瀘州糧、油、鹽、百貨、統捐、護商和一切稅收，中飽私囊，橫行四鄉。對於國民革命，更是百般阻撓，害怕因此斷了他的巨額財賦收入，頑固地維持軍閥統治。

　　第十混成旅駐在沱江北岸的小市，旅長陳蘭亭原是綠林出身，被第一軍收編後任余際唐部獨立旅旅長，討賊軍敗退貴州時率部投降劉湘，後也歸隸賴心輝。為了要分享瀘州的鹽款、稅收，他屢屢與李章甫發生爭執，矛盾愈積愈深。鑒於李章甫堅持軍閥統治的頑固態度，中共重慶地委軍委和國民黨蓮花池省黨部確定以袁品文部為基本隊伍，爭取吸收陳蘭亭參加起義，解決李章甫，摧毀瀘州的軍閥統治。通過在袁品文那裡工作的鄧作楷，向袁品文下達了起義的指示。

　　袁品文接到起義指示後，與鄧作楷等進行了商議，確定了聯絡陳蘭亭、剷除李章甫的具體計劃。袁品文經與陳蘭亭密商，陳蘭亭欣然同意，他們又商定借軍士訓練學校學生畢業的機會，請李章甫來訓話，然後乘機起事。12月1日，袁品文、陳蘭亭依計行事，將應邀前來的李章甫擒獲，樹起國民革命軍旗幟，宣佈起義。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起義軍於次日早晨將李章甫旅解決，勝利佔領瀘州城。

　　在佔領瀘州以後，起義軍內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蘭亭整天與地方紳士周旋，四處伸手抓錢、抓糧以肥私，並暗中與貴州軍閥周西成勾結。袁品文部團長皮光澤自恃起義有功，目中無人，對北去順慶的命令根本不聽，而是熱衷於守著地盤吃飽飯，抱著「金瀘州」發財。袁品文面對這種局勢一籌莫展，致使瀘州四面被困，內部日益不穩。

　　為了鞏固和擴大瀘州起義的成果，楊闇公、朱德、劉伯承于1927年1月中旬在萬縣開了軍委會會議，分析研究了當前的局勢與發展趨勢，商討了控制瀘州的方案。最後決定：由劉伯承即刻到瀘州，全權指揮瀘州起義軍。1月下旬，劉伯承趕到了瀘州城。針對起義軍內部渙散不統一的狀況，他採取了果斷有力的措施，全面進行整頓。他頒佈了《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佈告》：「為佈告事，照得本總指揮奉命整頓本軍各路部隊，現已到達瀘城，從事整理一切，除分別呈令外，合行佈告軍民一體知照，此布。總指揮劉伯承。」印刷後廣為張貼。

　　他在原瀘縣道署建立總指揮部，使瀘州城的軍政財務大權，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為融洽各路司令，定每日午後，在道署內集體辦公。大批任用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以帶動和影響整個起義軍。2月中旬，在校場壩舉行的大會上，他到會作重要講話，莊嚴宣佈總指揮部成立，號召大家團結一心，徹底革命，「決不掛羊頭賣狗肉」，「要搞三民主義，不能不要民生主義，而搞二民主義」。同時，陳蘭亭、袁品文、皮光澤宣佈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四、五、六路司令。

　　中共中央、重慶地委先後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員陸續到達瀘州。劉伯承將他們分派到各起義部隊。第四、五、六路設政治部、黨代表，各團設政治指導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擔任。總指揮部明確規定：部隊對上對下公文，須經政工人員簽署，方為有效。1927年2月25日《國民公報》報道：「劉總指揮對陳、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極為注意，除由政治部進行外，本人隨時監督。」劉伯承深入起義軍各部進行檢閱，檢查部隊素質，督促訓練等各項工作，準備迎接新的鬥爭。為著培訓基層官佐和革命骨幹，劉伯承還積極籌辦軍事政治學校，親自兼任校長，由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充任教員。

　　瀘州本是川南重要商埠，每月單鹽稅一項就達8萬元之巨。李章甫佔據瀘城以後，百般搜刮，弄得民窮財盡，百業凋蔽，錢糧款項早已預征到1931年。加上瀘城兵滿為患，更使民眾負擔倍增。起義爆發，雙方交戰，又給財政帶來新的困難。各部所需軍費往往不如實上報，互相之間分派不均，義引起重重矛盾。不良分子乘機從中貪污作弊，製造混亂。為此，財政問題愈顯突出，威脅著瀘州軍民的生計。為克服財政困難，劉伯承令縣署及徵收局借墊21萬元以裕陳、袁、皮二部夥響。並果斷運用政權力量，全面改善稅收、財政機構，同時積極鼓勵發展生產和貿易活動，使滬州經濟漸漸復蘇，市場也慢慢好轉，商民稱便。在起義軍內部，實行財政公開，每週將收入總數（主要是護商處的收入）開會公佈，然後再照各部隊實有人數發響。雖然收入不多，但分配公平，各部尚稱滿意。

　　由於劉伯承號令嚴明，措置得當，在兩個來月的時間裡，就使混亂的瀘城面目為之一新。革命的瀘州，聲威遠播，引起川中各界矚目，吸引著反帝、反軍閥的各種力量。四川軍政、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眾，紛紛發來函電，表示對瀘州義軍的崇敬和支持，附近地區的許多有志青年，也紛紛前來投效。

　　在瀘順起義之初，劉湘就坐鎮重慶，指使川軍各部先鎮壓順慶起義軍，然後蕩平瀘州。1927年3月31日，重慶市民萬余人，抗議英、美帝國主義炮擊南京，在打槍壩舉行大會。劉湘派軍警特務進行鎮壓，當場打死打傷革命群眾1000多人，隨後又派遣劊子手到蓮花池黨部、省農會、市總工會等處進行搜捕，瘋狂殘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楊闇公等慘遭殺害，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三·三一」慘案。關於這一慘案，1959年劉伯承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重慶『三·三一』慘案是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勢力的一場尖銳劇烈的鬥爭。

　　它是蔣介石反叛革命，勾結英、美帝國主義，拉攏全國各地軍閥、地主反動集團，執行屠殺政策整個計劃的一部分。」

　　劉湘在重慶等地施行大屠殺、大搜捕之後，又派兵向瀘州進逼，從4月13日起，先後佔領小市、排山拗、灘嘗胡市等地。貴州軍閥毛光翔師早已佔領瀘州東側沙灣一帶。形成了對瀘州的包圍態勢。

　　「三·三一」慘案以後，中共重慶地委被完全破壞，蓮花池國民黨左派黨部被徹底摧毀，緊接著又傳來上海「四·一二」大屠殺的消息，革命處在極端危急之中。4月中旬，瀘州召開軍民大會，憤怒聲討劉湘的反革命罪行。

　　劉伯承在會上講話指出：單單悲痛是不夠的，應當奮發起來，戰鬥下去。這時的瀘州確實變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重慶地委的領導重擔自然落在劉伯承肩上，蓮花池省黨部的工作，實際也轉到了瀘州。

　　4月21日，劉伯承以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的名義，率先呈請討伐與蔣介石進行勾結的四川軍閥劉湘，呈文歷數劉湘依附北洋軍閥荼毒川境，易幟後陽奉陰違，壓制愛國民主運動，尤其秉命蔣介石一手製造了「三·三一」慘案等罪行，表示：「呈請中央政府，免其軍職，明令討伐，執彼鬼蜮，交民審判，掃除革命魔障，而為死者復仇，職等秉總理之遺志，誓效忠于党國，願率所部，報命前鋒，臨陣激昂，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5月5日，漢口《民國日報》登載討伐檄文時加了前言，嚴正指出：「劉湘與蔣逆勾結，肆意屠殺民眾，極反動之能事，業經中央免職，交劉伯承等拿辦……劉伯承為川中將領之最革命者，其于劉湘之種種反動行為，早已怒髮衝冠，有必討伐之決心，觀其日昨致中央呈文，可見一斑。」

　　領導瀘順起義是劉伯承參加共產黨以後第一次指揮軍事行動，瀘州守城戰，則是對他最嚴峻的考驗。在敵人的包圍之中，劉伯承審時度勢，冷靜地分析了敵我友諸方的情況，召集各路司令及營以上指揮官會議，反復講清利弊，認真進行商議，決定先依託「鐵打的瀘州」據險防守，等形勢發展，再作下一步打算。這時，除劉湘的第二十一軍外，第二十二軍馬昆山師已進駐蘭田壩，第二十四軍張仲銘旅也迸抵龍透關。圍城敵軍增至28個團，共約7萬人，比起義軍兵力大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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