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傳(13)_學達書庫

一三

　　劉伯承迅速作出防守部署，他在總指揮部再次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第四路陳蘭亭部從小關門起向東沿長江岸防守，阻止敵人從兩江交會的管驛咀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敵從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皮光澤部，防守龍透關城牆腳下，阻敵從陸路進攻。河中大小船隻二、三百艘，均為起義軍集中控制，並在大、小河沿岸一帶，挖掘戰壕，安置刃釘。城內各街日用磚石砌成堅固工事，並用櫃檯做成活動障礙，準備進行巷戰。

　　5月8日成都《民力日報》曾有如下的報道：全城「晝夜警戒極嚴，不准普人行走，會津門已用鐵條封鎖；南門澄溪口安設機關槍三尊，大炮一尊；小河枇杷溝安設機關槍兩尊，小關門機關槍、大炮各一尊，會津門機關槍一尊，鐘山安設大炮五尊。龍透關警戒更嚴，由該處至鐘山不下二十餘層。」

　　當時正是枯水季節，沱江是城防的薄弱部位。袁品文部共產黨員許劍霜團在這裡佈防，從大河街管驛咀至枇杷溝一線構築了堅固的工事。沿河岸設置散浮木等作障礙物。又在大竹簍中裝進石塊沉入河底，使敵船無法靠岸。

　　劉伯承在視察陣地後，對許團防務表示滿意，同時又指出加強夜間防務的辦法，命令證集全市煤氣燈，掛在城牆上，在城外堆積木柴多處，必要時點燃，使敵無法靠近。隨即又派人找來電影放映機，改作「探照燈」，親自教該團掌握使用，並在該處加強機關槍兩挺，迫擊炮3門。入夜，「探照燈」光柱四射，敵軍競訛傳是「蘇俄的新式武器」，「照後不死即傷」，一個個望而卻步。

　　龍透關是通往城內的唯一陸地通道，地勢極為險峻。敵軍先後20多次前來搶關，每次都遭到起義軍的英勇抗擊，潰敗而逃。4月下旬，敵軍又組織2000多人的「敢死隊」，猛攻龍透關，並以數團兵力和肖鎮南的民團沿岸佯攻，企圖一舉攻佔龍透關，拿下鐘山，敲開瀘州大門。劉伯承偵知敵軍詭計，遂將預備隊移龍透關加強防禦。為控制關下的一個「死角」，伏擊敵人，他命令夜間派出一個連到關外的隱蔽構築工事，潛伏等敵。第二天拂曉，當敵人「敢死隊」張牙舞爪地攻到關下，起義軍營長聶文清率部奮勇出擊，與敵肉搏。此時，埋伏在城外的連隊縱身而出，夾擊敵軍，接連三次打垮敵人的衝鋒。敵「敢死隊」棄屍200餘具，抱頭鼠竄。

　　賴心輝雖然深知劉伯承用兵厲害，但總以為依仗強大兵力，便可攻下瀘州。不料接連慘敗，弄得十分狼狽。於是，他一面加強攻勢，一面派大量奸細混入城內，進行策反。這些奸細混入城後，竄到各部進行秘密活動，先後被起義軍揭露和破獲。在核實情況之後，總指揮部下令立即鎮壓。漢口《民國日報》5月21日刊登的劉伯承瀘城來信中說：「前賴（心輝）部派來奸細，混進城內，煽惑軍民，意圖乘機滋擾，已於本（4）月17日發覺，將主謀者十余人處決矣。」

　　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並糾集反革命武裝，企圖以武力顛覆武漢國民政府。新舊軍閥更緊密地攜起手來，把槍口對準共產黨和革命人民。蔣介石任命劉湘為第五路總指揮，楊森為第五路前敵總指揮。5月22日《國民公報》報道：「擁蔣各軍又認劉伯承為心腹之患，若不消滅亦寢饋不安。」5月12日，劉湘再次發出「討伐」滬州革命軍的《通電》，聲言「湘於數月前奉蔣總司令電令討伐」，對起義軍極盡誣衊之能事，宣稱「劉逆伯承，據險阻兵，私立名義，近複遙應武漢叛徒，共謀篡奪。」「現已同二十二、二十四兩軍出師討伐，並知會鄰近駐隊，一體兜剿。」隨即又調集大批部隊向瀘州增援，妄想一舉撲滅瀘州義軍。為加強進攻火力，劉湘傾出老本，拿出最新的裝備法造路易式大炮、重機槍等，對瀘州展開猛烈的進攻。

　　5月上旬，經過吳玉章的一再努力，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劉伯承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十五軍軍長。劉伯承聞命更感責任重大，繼續堅守陣地，指揮起義軍英勇作戰。中共滬州組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也積極動員和組織群眾支援守城。市民們行動起來，幫助運送彈藥、物資，收治傷員。運輸行業被組織起來，分別成立運輸隊、擔架隊、木船隊、預備船夫隊等。城內各團體攜帶慰問品分赴各部隊醫院和前線，熱情慰問傷病員和前線官兵，鼓舞滬州軍民殊死戰鬥。

　　滬州已是一座孤城，糧食和彈藥極為困難。但由於加強了內部的政治教育，及時粉碎了反動分子的破壞，一直保持著較好的革命秩序。起義軍不占民房，不取民眾財物，實行公平交易。老百姓說：「滬州自古兵如穿梭，沒有一次不成災。只有劉伯承的革命軍，不拿、不搶、不抓夫。」1927年5月30日漢口《國民日報》報道：「滬城雖被圍困而人心並不惶恐，軍民感情，異常融洽。」

　　不久，劉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證實楊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這樣，重慶軍委會利用楊森牽制劉湘的打算已落空。他隨即召開軍事會議，討論撤退方案。但陳蘭亭、皮光澤對撤退表示冷淡，因為他們早已與賴心輝達成默契，準備出賣劉伯承和政工人員，換取高官厚祿。

　　5月中旬，劉湘又以5萬元鉅款，懸賞通緝劉伯承。陳蘭亭等謀叛日急。

　　在滬城的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見劉伯承處境危險，一再勸他先行出走。在這種情況下，劉伯承派人與張仲銘疏通後，於5月16日偕參謀長韓百誠、參謀周國金（均為中共黨員），從龍透關脫出包圍圈。至富順時，反動軍隊搜捕極嚴。劉伯承見機折回，改向隆昌、榮昌走去。此後，劉伯承等夜行曉宿，旅途極為艱險，惡虎擋道，土匪搶劫，真是九死一生。他們經大足、銅梁至達縣，又由達縣越過秦嶺，到達西安。在兩手空空的情況下，幸得陝西軍務會辦鄧寶珊將軍接濟，才由西安轉鄭州，於1927年7月11日抵達漢口。

　　滬州順慶起義，是國共合作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幫助國民黨組建左派軍隊的一次重大行動。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堅持戰鬥167天，為北伐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重慶「三·三一」慘案以後，特別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的滬州守城戰，實際上具有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反革命屠殺的性質。當時的輿論稱滬順起義「因此而驚破武人之迷夢，喚醒群眾之覺悟，影響川局，關係至巨。功之大小，應不能以成敗論也」。

　　※第四章南昌起義的參謀長

　　§第一節待命武漢

　　1927年7月11日，劉伯承經陝西、河南，輾轉來到武漢。在他臨時下榻的漢口大智門國民黨四川省黨部辦事處，車水馬龍，賓來客往。其中有川軍的袍澤故舊，有武漢的黨政軍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產黨人，也有蔣介石、汪精衛的說客。據7月12日武漢《民國日報》報道：「劉氏為川中革命軍事領袖，此來對於川省今後軍事，必有偉大之計劃。劉抵漢後，各地同志赴寓所慰問者，絡繹不絕，劉身禦藍布長衫，態度和藹可親。聞劉氏擬于日內親向中央報告死守滬州經過及出川情形，並聞劉氏對於川事，亦將向中央有所建議雲。」這裡所說的「中央」，系指武漢國民黨中央黨部和武漢國民政府。劉伯承向「中央」彙報後，只得到「軍委會」一番空洞的「嘉獎」。耳聞目睹，英、美軍艦侵入長江者已100多艘，對武漢政府施加強大壓力；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徐州會晤後，寧漢合流的趨勢一天比一天明顯。他感到武漢的情況也越來越不對頭。汪精衛主張分共，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將在武漢捕殺共產黨的風聲，越來越緊。眼看血雨腥風就要降臨武漢城頭。兼有國民黨黨籍和共產黨黨籍的跨党分子，都面臨著一種抉擇：向左還是向右？

　　是繼續堅持革命，還是與蔣介石、汪精衛同流合污？留在共產黨內，還是留在國民黨內？劉伯承密切注視著局勢的發展；思考著自己應走的道路。

　　為求得對於局勢的透徹瞭解，他偕參謀長韓百誠去拜訪吳玉章。吳玉章當時是武漢國民政府五人行動委員會委員之一。在國民政府的辦公室，劉伯承與自己的入黨介紹人促膝長談。吳玉章告訴他，鑒於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領導已陷入破產，根據第三國際的指示，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改組了中央領導，指定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等5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領導今後的鬥爭。至於國民黨內，雖然宋慶齡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的威脅利誘下，武漢方面的右翼軍人殺機漸露，汪精衛集團的叛變恐怕為期不遠，要做好應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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