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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從紅衛兵到插隊知青(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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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厚石事件」使傅索安成了「文化大革命」中 全中國的第一個插隊落戶知識青年。 張厚石這年已經六十七歲，又患有心臟並高血壓症。他碰了一下，摔倒之後，當即中風昏迷。傅索安幾人離開現場後，看守小學校的那個老校工經過那間教室，發現地下躺著個老頭，上去喚不醒，於是馬上去隔壁工廠叫來幾個人，把這個不明身份的老人送往附近的醫院。 醫院當時治病人規矩很多，先要問成分。那老校工是一問三不知，醫院便有些不肯搶救的意思。老校工惱火了，拍著胸脯聲稱自己是五代無產階級，如果醫院不肯救死扶傷，他就要和不是無產階級的醫務人員拼個高低，分個上下。這一唬，才算把醫院方面唬住，組織力量搶救張厚石。 張厚石是個胖子，臉面尤顯肥胖，那個耳光在上面留下了五道明顯的痕跡。醫生一看，便知是毆打所致，按照有關規定馬上報公安局，一邊著手搶救。醫生用了一些不算高級的藥物，暫時控制了張厚石的病情，但還是昏迷不醒。 這時候，地區派出所接到分局的通知來醫院查問情況了。在五六十年代，像張厚石這樣的人，是專政機關的內控對象，派出所榜上有名的角色。兩個民警一看那張臉，馬上認出是張厚石。再向那老校工一瞭解，知道是紅衛兵所為，根據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觀念，叫做「好人打壞人，活該」，所以也沒當回事，通知一下張厚石所在的單位就算解決了。那倒黴的張厚石，就這樣半死不活地躺在醫院裡。 就在這天晚上，公安部長謝富治的命令通過專線電話傳到天津市公安局，讓火速查尋一個抗日戰爭前曾在國民黨「北平反省院」幹過文職差使的張姓男子。市公安局自是不敢怠慢，連夜直接把情況——向全市各派出所通報，要求立刻著手查找，一有線索，即報市局。 張厚石居住地的派出所所長接到市局通知，馬上想起自己管轄區裡的這個內控對象，當時他也不知道張厚石已經住院，便把情況報了上去。天明時分，市局綜合各派出所報來的情況，一分析，斷定張厚石即是公安部要查找的人，於是通知把張厚石送市局。 派出所長便派人去叫張厚石，這才有民警告知昨天那件事。派出所長為穩妥起見，親自騎了自行車去醫院，得知單位及家屬已確認此人是張厚石，這才向市公安局報告。 市公安局值班室隨即電告公安部。 一個多小時後，謝富治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一看案頭的電話記錄，因為不知道江青為什麼要找張厚石，起初也沒當回事，囑秘書往江青那裡打個電話把情況說一下就是了，同時間還要不要把人弄北京來。秘書把電話打到江青辦公室，是那邊的秘書接的電話，答應待江青醒來後馬上報告。 上午10點多鐘，江青看到了那份電話記錄。這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頭腦裡階級鬥爭的弦一向繃得很緊，又習慣於用文藝創作的思維去觀察、考慮問題，一看之下，馬上一個激靈：我剛要從這個張厚石嘴裡掏材料，他就被人打得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哪有這麼巧的事？莫非是有人知道了此事，搶先下手，阻止調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 江青這一想，頓時覺得非同小可，便往釣魚臺打電話，向康生說了此事，問康生身邊的人是否可靠，會不會把秘密洩漏出去了。 康生聽了覺得好笑，但他還是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他身邊的人都是絕對遵守紀律的，決不會洩漏機密；如果真是發生了如江青所想像的問題，也是其他環節的毛玻江青想想自己身邊決無問題，估計毛病在公安部，於是親自給謝富治打電話，簡略地談了情況，要謝部長嚴查張厚石被毆致傷一事；同時要求公安部出面讓天津方面把張厚石搶救過來，然後，轉往北京公安部醫院。 謝富治這才知道張厚石身上竟牽著這麼重要的線索，根據他的經驗，此事必須認真處理，否則會被捲進去都說不定。他反復考慮後決定派一個信得過的幹部立刻趕往天津，主持此事的調查。 派往天津的那個幹部，名叫薛貽鈞，四十來歲。他抵達天津後，首先讓天津市公安局給張厚石換了家大醫院，關照說要用最好的醫生、最好的藥物對張厚石進行搶救，一定要搶救過來，使他能思維，會說話。然後，薛貽鈞就和天津市公安局的有關人員商議如何開展對此事的調查。天津方面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從行兇者查起，只要查清行兇者，就可以弄清行兇動機，就可以分析並理出製造此案的原因了。薛貽鈞聽了，認為不無道理，於是說就這麼查。 市公安局便往案發地也就是張厚石居住地的公安分局下達命令，讓火速查清把張厚石揪往小學校毆打的那夥紅衛兵。那時已是深夜，分局值班室便叫來兩個值班民警，讓他們去張厚石居住地派出所，會同該所力量進行調查。派出所警力配備有限，夜間只有三人值班，正在處理一起突發事件，聽說是為張厚石的事，那為首的副所長更認為又不是人命案件，不值得如此興師動眾，說不如到天明再查吧，先解決眼前這事兒。分局去的兩個民警見狀也沒法子，只好點頭，但一時既沒地方去，又不能回分局；留在派出所吧，必定要接電話搞記錄什麼的，等於義務打工，於是核計不如往家裡溜，先合合眼，等到天亮再來派出所。這樣，兩人就回家了。 這兩個民警中，一個就是「山下派」成員陳冬芳的父親陳明忠。 這陳明忠是個有著十多年警齡的老公安了，經常輪到值夜班，妻子兒女對他晚飯後離家直到次日天明後才回來已經習慣了，但這天晚上卻是十幾年來破天荒地第一次半夜回來，全家都被驚醒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陳明忠哪裡會想到自己的女兒正是他的偵查對象，便口無遮攔地把情況說了一遍，說完往床上一倒便睡。 這邊屋裡鼾聲連連，那邊屋裡陳冬芳卻吃驚不小，心裡好似裝了十五個吊桶，只是七上八下地亂晃。她怎麼也沒料到，動一動一個有歷史問題的老反革命，怎麼就會驚動了中央公安部。陳冬芳很想馬上去找傅索安報警，但又怕半夜三更出門會驚動家人，使父親引起懷疑。再說這會兒去敲傅家的門也不妥，反倒會惹人起疑，只好捺著性子等到天明再說。 陳冬芳好不容易等到東方發白，再也忍耐不住，馬上穿衣起床，出了門直奔傅索安家。 傅索安有晚睡晚起的習慣，早晨6點鐘正是沉沉大睡的好時光，冷不防被陳冬芳喚醒，難免把臉拉長，說話也不大好聽，問女戰友來幹什麼。陳冬芳三言兩語地把事情一說，傅索安的睡意頓時拋到九霄雲外，時間頭腦裡就像打翻了盆漿糊，糊裡糊塗不知作何反應才好。愣怔了一會，她才作出了決定，把手一揮道：「冬芳，你趕快騎了我的自行車出去，通知金國安、李白波他們，我們六個人在文廟外的牌樓下會合，大家都必須以最快速度趕過去，不見不散！」 一小時後，這六人在文廟外天津市裡惟有的一座二柱三樓式的明代過街牌樓下會合了。傅索安此刻已經完全恢復了鎮定，她在路上買了一包燒餅，每人給了兩個，說：「邊吃邊跟我走，我們去找個安靜些的地方坐下來議議。」 一行人來到離文廟不遠的玉皇閣。這是一座建于明朝宣德年間的道觀，後來漸漸衰落，到了「文化大革命」，給「破四舊」破得一副蕭條破落之相，少有遊人光顧，正好給「山下派」暫作議事之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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