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一章從紅衛兵到插隊知青(5)

第一章從紅衛兵到插隊知青(5)

　　但也不可能長期容忍「山下派」的作為，常委會反復討論，終於找到了一個法子；限制「山下派」寫大字報、標語的紙張筆墨。

　　1968年2月底，「橫空出世」總部召開全體紅衛兵會議，宣佈常委決定：各戰鬥隊必須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節約鬧革命」的指示，即日起將指定專人寫大字報。大標語，所需筆墨紙張憑底稿送經主管政治宣傳的常委審查批准後去後勤組領取這樣一來，「山下派」沒了內江的工具，除非自己出錢去買，但傅索安幾個根本沒經濟來源，他們吃飯都是靠父母的。此事怎麼是好？當天晚上，「山下派」六人聚合于傅索安家裡，商量對策。議來議去，只有一個選擇：設法獲取筆墨紙張，繼續攻擊「山上派」。

　　「山下派」對獲取筆墨紙張的手段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文化大革命」初期時，中學生成立造反組織很方便，扯個旗號，然後找校長室開證明去公安局備個案，就可以去刻公章。至於造反所需的經費，學校自會提供，有了經費就可以購置筆墨紙張等等了。但是，到了1968年，情況起了變化，校長早已關進牛棚，校長室也不復存存，各中學都只剩兩個對方派造反絹織，活動經費一部分主教育局領取，一部分憑本組織出具介紹信去商店強行除取實物，所欠款項有了錢則付，沒錢就「留待運動後期處理」。現在，「山下派」要獲取筆墨紙張，只有一個辦法：自己成立一個組織，出具介紹信去文具商店強行除齲傅索安拍板：「有進無退！就這麼幹！」

　　他們為即將正式成立的組織起了個名稱叫「莽昆侖」，商定暫不公佈，眼前階段只為獲取筆墨紙張打「內戰」。但是，問題馬上來了：校長、校長室都不復存在了，學校的公章也不知在哪裡，誰給開證明去公安局備案？

　　傅索安想了想，抓來一張白紙，用鋼筆在上面「唰唰」寫了幾行字，遞給陳冬芳：「你和費磊一起去公安局走一趟，設法往上面蓋個章，算是備過案就是了。」

　　陳冬芳的父親，在公安局當民警，雖然不是掌權的，也總是「自己人」，估計可以和蓋公章的商量通融一下。至於費磊，則和公安機關絲毫不搭界，傅索安派他去，純是給陳冬芳個伴兒。

　　陳冬芳、費磊兩個匆匆而去，又急急而回，一看臉色就知道不行。

　　過了幾天，傅索安決定走另一條路。這條路比較簡便，但可行性卻是個未知數。傅索安單槍匹馬去了一家刻字店，向店員打聽：「同志，我們組織的公章弄丟了，能不能給刻一個？」

　　店員看她的黃軍裝、紅袖章，回答得很和氣：「所有公章都必須憑公安局的證明才能刻。」

　　傅索安一聽，像泄了氣的皮球，悻悻而去。

　　隔了幾天，「山下派」幾個人碰頭，傅索安一說這事，個個搖頭。

　　王慧珍歎了口氣道：「唉——，要是我會刻圖章就好了，我們自己給刻一個。」

　　傅索安被提醒了，說：「哎！我們何不自己設法刻一個章子？」

　　「可是我們不會刻呀！」

　　傅索安說：「找個人刻！」

　　「找誰呢？」

　　傅索安緊皺眉頭想了一會，忽然一拍桌子：「對了！叫這個老傢伙給刻！」

　　李白波問：「誰？」

　　傅索安眉飛色舞道：「張厚石！」

　　張厚石就是康生所說的「弓長張」。張厚石是天津人，字初樸，1900年出生於一個清朝官僚家庭。他自幼攻讀《四書》、《五經》，頗有古漢語底子，又寫得一手好字，巳能畫畫善篆刻，青年時也算得上津門名士。30年代初，張厚石參加了國民黨，經一個親戚介紹，去北平（今北京）國民黨市黨部供職，後來奉調去了國民黨「北平反省院」，專門掌管檔案。「盧溝橋事變」前夕，張厚石結束了國民黨方面的工作，返回天津老家，開了家小古玩鋪，一直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後，張厚石根據人民政府發佈的通告精神，前往公安機關坦白交代了自己在「北平反省院」的那段歷史。人民政府經調查，認定張厚石那時未參與拷打、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群眾，只是管理檔案，且又是最早向公安機關坦白罪行的，所以予以從寬處理，不予追究罪責。張厚石接到通知後，對人民政府感激涕零，為表示感恩，他對幾個以前和他一起在北平國民黨市黨部於過事的朋友現身說法，勸他們也走坦白之路，獲得了效果。為此，當時的天津市公安局軍管會還把張厚石的情況作為典型例子寫進《工作簡報》，送往北京。其時，康生在負責中共中央社會部，他看到這份由公安部轉過去的《工作簡報》後，想起年輕時曾經聽說過張厚石這個「津門才子」。康生有收藏古玩的嗜好，尋思張厚石家裡必有珍品，於是悄悄派人去天津找張厚石「借」字畫欣賞。張厚石自然知道康生是什麼人，馬上選了一幅米芾的字和一方田黃石交給來人。康生用日黃石為自己刻了一枚藏書章。後來在粉碎「四人幫」後，這枚印章和米芾的那幅字都被從康生家裡抄出來，和其他一些被康生巧取豪奪來的文物一起送往國家文物管理所。

　　張厚石在50年代前期仍經營著他的那個小古玩鋪，後來公私合營了被安排進文物商店做店員，不久又調往學校教書。1959年，張厚石因歷史問題被清除出教師隊伍，調往街道工廠當工人。

　　他的家從原先的祖傳宅邸搬了出來，遷在傅索安家附近。因此，傅索安知道有這麼一位「高鄰」。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像張厚石這樣的角色自然成了「牛鬼蛇神」，家裡珍藏的文物被抄了個一乾二淨，每天早晚得掛著牌子掃街。這時張厚石已是個年近七十的占稀老翁，但即便在這種環境中，他對書畫金石藝術的嗜好仍是不變。他時常用揀來的禿筆在街頭被風吹落後的大字報、大標語的背面練書法，繪圖畫；用普通小刀在蘿蔔和土豆、甘薯上面刻字。這一幕經常被傅索安從張厚石門口經過時看到，所以留下了深刻印象，現在便把私刻公章的主意打到了這個牛鬼蛇神頭上。

　　這天下午，傅索安帶著李白波幾個來到張厚石家裡，大呼小叫點著張厚石的名字，讓跟他們走一趟。張厚實一看這幾位全是黃軍裝、紅袖章，只道是讓他趕場子唱批鬥會主角，馬上拿起那塊牌子往脖頸上掛。被傅索安大聲喝止，只讓他跟著走。

　　張厚石不知這幾位意欲何為，滿腹狐疑地跟著傅索安幾個來到附近的一所小學校。當時停課鬧革命，小學生都作鳥獸散，學校成了空廟堂。幾個人把張厚石帶到一間教室裡，喝令坐下。

　　金國安問道：「張厚石，我們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小將！小將！」

　　「知道就好。唔，聽說你很會刻字？」

　　張厚石連忙站起來，低頭道：「那是舊社會的一套，屬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我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住嘴！毛主席說：看事物要一分為二。刻字，既可以成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也可以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

　　張厚石點頭哈腰：「是！是！」

　　傅索安開腔了：「張厚石，你聽著，現在我們因革命事業的需要，讓你刻幾個字！」

　　張厚石似乎預感到有些不對頭，連忙說：「報告小將，我的工具早在運動初期『破四舊』時就已經交出去了。」

　　傅索安使個眼色，王慧珍便從軍用挎包裡取出一把刻刀、兩塊長方形木頭和一個圓規，放在桌上。傅索安說：「工具都給你備下了。你這就給我們刻一個公章，名稱我寫給你。」

　　張厚石嚇了個哆嗦，雙手亂擺：「小將明鑒：我只會篆刻，不會刻公章！」

　　「胡說！都是刻字，分什麼篆刻、公章的！」

　　「篆刻是一門藝術，並不包括刻公章，字體、形式都不一樣！就像書法家不會寫美術字一樣，屬不同的範圍。」

　　」廢話少說！你到底刻還是不刻？」

　　「小將的命令，我不敢抗拒。但是，我真的不會刻公章。」

　　傅索安沒想到這個牛鬼蛇神竟會抗拒，氣得臉面漲得緋紅，冷冷一笑道；「你這個老傢伙，膽子真是大得可以！看來，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還不知道造反派的厲害！」

　　接下去就動手了。據當時在場的陳冬芳、王慧珍所寫的書面材料說，她們看見是傅索安動的手，打了張厚石一個耳光。而後來傅索安逃往蘇聯當了格勃特工後，對比她晚些時候逃過去的中國知識青年黃一煌說起此事時，則說她沒動手，而是李白波打的。

　　總之，不管是准動的手，反正張厚石挨了一個耳光後，突然栽倒在地，昏了過去！

　　「啊！」王慧珍大吃了一驚，嚇得尖起來。

　　傅索安起初以為張厚石裝模作樣，俯身一看，見他臉色有點異樣，這才估計是真的。她轉了轉眼珠子，一揮手道：「不管他！走！」

　　一干人迅速離開了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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