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傳奇皈依何方(4)

皈依何方(4)

　　但實際上，他們與民眾又常常是脫節的，難以溝通的，故有「君子」與「小人」之別。這就使得士大夫們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闕」。不得起用時，也就只有慷慨悲歌，看破紅塵，甚至看破生死，達到某種十分接近宗教意識的通達解脫。但在他們內心深處卻總是恪守這樣一個既定的信條：忠君等於愛國，愛國必須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張力與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糾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風。所以，他才不時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揚己，天馬行空，孤芳自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許，他那種詩人氣質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試問，作為君主的楚懷王何以非要聽從下臣的教導呢？屈原所言之「來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負地告訴世人，他比別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嗎？

　　金庸在《鹿鼎記》裡也寫到韋小寶和康熙的關係，但描寫的卻是在一個特殊的社會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發生的故事：統治者的儒雅風流與被統治者的鄙陋無文，統治者的偽善守禮與被統治者的赤裸無恥，統治者的虛榮與被統治者的阿諛，乃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與被統治者的「自我保護」及「尋求倚賴」的需要之間，……顯然有一種極為微妙而又隱秘的渠道相通。這二者合而為一，當然就能建功立業，所向披靡。

　　試想想，若是把韋小寶這個角色換成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會有這本「傳奇的歷史」，「歷史的傳奇」出現嗎？因此，屈原只能滿懷悲憤自沉汨羅江，而韋小寶得意洋洋地當上了通吃侯。

　　與屈原不同的諸葛亮，則是先「不遇」而隱居臥龍，以後得劉備三顧茅廬出隆中而成大業。「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為人臣之師，萬世之表。然而，若是沒有劉皇叔之三顧，或出山後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後，明主又一時昏聵聽信讒言，疏遠了孔明，則孔明能「風夜憂歎，恐託付不效」嗎？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優點和弱點可見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勵進取，鼓舞奮進的最大精神動力。

　　金庸從「正義之俠——大俠——中俠——小俠——無俠」寫到「反俠」，從「江山」寫到「江湖」，就是想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窠穴，而還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識分子代代都有，但變肉體的「自天」為精神的「天放」也逐漸流行起來。

　　天然放浪，遠離塵俗，陶淵明最有代表性。當他意識到「誤落塵網」後，便掉轉頭來，「守拙歸園田。」在家鄉，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畢竟家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且還常攜帶僮僕遊山玩水，酒足飯飽，比起一般農民樵夫不知強了多少倍。所以誦詩作畫，撫琴對奕，不脫文人之雅興。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卻又問何時顯「金剛怒目」相呢？畢竟心中念著的還是「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而後來的蘇東坡，同樣也是個十分矛盾的具有雙重性格的文人。他既欽慕屈子、孔明、陸蟄等經世濟時之風雲人物，又酷愛陶潛、謝靈運、王維這樣的避世高人，追求禪理之精妙，欣賞隱士之逸趣。故而一時認為「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顯露出正宗的儒家風範；一時又有感於「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發出了「吾生寄如耳」之類低沉的詠歎。後世文人，大抵都有著這樣的作風心態。

　　就總體而言，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長安花」的得意者，還是「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過在進取與隱逸中選擇自身價值的痛苦磨煉和抉斷，有時還是反反復複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統思想，大濟蒼生等等，在歷史的沉積層中已根深葉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責任感；另方面，莊與禪的變通、圓融，又是他們逃避精神煩惱，擺脫內外交困之心靈壓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濟大下」與「獨善其身」不僅是互補的，而且是文人心態的矛盾統一的兩個方面：如不「獨善」就談不上「兼濟」，而無「兼濟」則「獨善」也不痛快。正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則進與退原本並無質的差別。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無所住，無所住心，即是智慧。」這樣就「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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