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傳奇栩栩如生(3)

栩栩如生(3)

　　一般的通俗小說中，好人與壞人，正派與反派，善與惡，是與非，涇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偉大的作家筆下，卻不是這樣，生活中的全部複雜性被揭示無遺，好壞難分，善惡難斷，恩怨難解。

　　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時，原來的構思是想將安娜寫成一個不道德的女人。但是，寫著，寫著，他就改變了最初的想法，當他不斷地探索，不斷地深入像安娜這樣的女人的內心時，他感到既定的道德律是無能為力的。於是，安娜這個文學形象激發讀者的，是萬千滋味不知從何說起，同情？鄙視？譴責？贊同？沒有一種單純的態度可以成立。

　　金庸小說中的人物總體上看也是如此，絲毫不受傳統的或既定的觀念來規範。金庸以敏銳的目光審視人性，他感悟到了許多無法言說的困境與無奈。他在許多作品中表現出一種隱痛，對於善與惡，對於愛與恨，永遠不能有圓滿的解釋。而且暗示著不論你如何解釋，悲劇仍然會一代一代地演出下去。

　　關於金庸作品對於人性複雜面的深刻思索，羅龍治先生有一篇精彩之文《從<倚天>談善惡之際》談及：

　　善惡好分，善惡之際卻很難分。正如一個漂亮的小姐，她身邊的男人很多，但卻沒有人知道她究竟有沒有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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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在臺北舉行的金庸小說座談會上，金恒煒忽發奇想，向金庸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金庸先生，你在《射雕英雄傳》中描寫一個很正派的人物叫做洪七公。洪七公自己說他殺過四百三十九個人，其中沒有一個人不是壞蛋。但我認為洪七公的這種想法很危險。因為這種人如果掌權的話，他很可能就成為希特勒。希特勒也認為他殺的人都是壞蛋。」金庸點點頭。

　　我們如果肯定：生存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力。那麼我們就同時肯定：生存是各民族共有的權力。但是，每個肉體的生存都要靠其他的物資來給養，所以生存就成為競爭的現象，生存也就成了人類共有的苦難。

　　我們發現在中國的社會裡，家是生存的基本單位，家是講人情而不講是非善惡的。一個人離開了家，說穿了同生死、共患難還是基於生存的艱難。因此，一旦中國人感情的網絡發生嚴重衝突的時候，人生的悲劇就不可避免了。

　　金庸在《倚天屠龍記》中，安排成昆和謝遜有師徒之宜，情若父子。但成昆為了滿足他的權力欲，竟陰謀殺害謝遜全家，逼得謝遜忽忽如狂。謝遜一生的罪孽由此而起。謝遜寄跡魔教是受迫害者，成昆卻是神奸巨惡竟廁身少林。這善惡之際，外人一時哪裡察覺得出來呢？中原六大門派和明教的決戰，除了愚昧盲目之外，有什麼正邪可言呢？

　　再說，金庸把倚天劍安排在峨嵋派手中，卻把屠龍刀安排在魔教手中。照常情來說，倚天劍應有造福江湖之功，屠龍刀則有為害武林之患。但事實上，峨嵋師太用倚天劍大開殺戒，所殺的魔教教徒，並不是什麼邪魔歪道的人。

　　張無忌有正邪兩派的血統，從小就在正邪、善惡激烈掙扎的環境中成長，他的性格反而顯得寬厚。只有他才能發現胡青牛「見死不救」的慈悲，也只有他才能體會謝遜的地獄生涯。這種人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他武功再高，也早被周芷若殺死了。他對愛情的經驗再豐富，也逃不出有權力野心的趙敏，他只好被捉去畫眉。他的寬厚的性格不改，他永遠也敵不過野心家朱元璋的奸計。

　　對此，金庸又是如何解釋的呢？他說：「在《倚天屠龍記》中，我要寫的確是我對人生的一種看法，想表達一個主題，說明這世界上所謂正的邪的，好的壞的，這些觀念有時很難區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為是壞的，就一定是壞的。同時，一個人由於環境的影響，也可以本來是好的，後來慢慢變壞了，譬如周芷若。而趙敏，則是反過來，本來壞的，由於環境，後來卻變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好人壞人分明的。人生其實很複雜，命運跟遭遇千變萬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寫的話，就太將人生簡單化了。」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小說形式。有人認為西洋也有，如法國的《三個火槍手》；日本也有，如《宮本武藏》。但金學的始作俑者倪匡則認定：只有中國才有真正的武俠小說，其他的都只是類似，不是真本。

　　在中國，俠的歷史其實已很久遠了。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救人天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義者有取焉。」這就是俠的萌芽。

　　「俠」不單是一個名號，而且要有實際行動，俠要行俠，才能成其為俠。武俠小說的俠，一般是根據傳統的俠義精神來的，充滿著浪漫的激情：輕生命，重然諾，鋤強扶弱，懲惡揚善，保家衛國，豪氣干雲。這種傳統的俠義精神，不僅使武俠小說中的俠士有生命，活生生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也使得「俠文化」根深葉茂，源遠流長。

　　金庸在回答記者問時說過，「義」是人的一種性格精神，所謂義，或者說是一種特別的情誼，都是屬人的感情。俠義是人類感情中一種比較特別的部分。當然俠義也不單單是中國才有，外國也有。不過中國人似乎對這方面特別重視，這也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根源。

　　金庸的小說顯然將中國傳統的「俠文化」提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他不完全受那種「忠君報國」，「除暴安良」之類框框的局限，而是將人生的豐富與多面性溶入俠義之中，使俠義與人性相結合，使他的武俠小說對人物性格的挖掘達到了空前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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