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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義平生(3)


  《財經日報》的成績平平,不少股東相繼退股,最終實在頂不住了,黃揚烈請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應了。他沒有怪黃楊烈離開《明報》,反而百般安慰,說辦報就是這樣的了,不辦過不知個中苦樂。

  沒有多久,金庸眼看《財經日報》仍然銷路不佳,怕黃揚烈累壞,便把《財經日報》買了下來,成為《明報》機構的一分子。

  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據說他是金庸最喜歡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報》打工,職位是信差。他辦事勤快、機靈,深得金庸歡心,便升為校對,後又升為助理編輯、編輯,一直做到《華人夜報》的總編輯。升職之快,一時無二。

  但由於王世瑜與查夫人在編輯風格上產生矛盾,因而離開《明報》,進入《新報》,並創立《新夜報》。

  王世瑜在《新夜報》上不停地製造新聞,欲貶低金庸。當時有人勸金庸告他,金庸卻沒有那樣做,只是笑笑說:「小孩子嘛,總是這樣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後來自辦《今夜報》,賺了錢,便把報社賣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聽王世瑜不辦報了,立刻邀請他回來主持《明報晚報》,並任《財經日報》社長。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見,可謂俠骨柔腸,豪俠風度。寬容,一向是金庸筆下人物最大的特點之一。金庸認為,這是中國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體現了他的人格精神和處世原則。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個威嚴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個子,國字臉,不苟言笑,初認識的會以為他不太好接近。

  據說,他的管理手段虛虛實實,莫測高深。

  他在社長辦公室辦公,很少在編輯部走動和與職員交談,日間也不常回報社。敢於與查良鏞面談的高級職員不多,大家都覺得他深不可測。

  然而,金庸的屬下,曾長期在《明報》服務的王世瑜說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讓下屬辦事,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他辭退一名員工,或罵過一名下屬,但公司內的同事對他均很尊敬。」

  在報館中,所有人都不稱金庸為「查社長」,而稱為查先生,連他自己打電話回報館,也自稱查先生。查先生不發脾氣,但是他國字面型,在認真工作時,有不怒而威的效果。報館同事,自然個個對他尊敬。這種尊敬,不僅是老闆和雇員之間的關係,更多的是對金庸這位有高超見識,有那麼好的作品問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辭令,講話很慢,似乎每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有時,別人問得急了,他便會漲紅臉,訥訥的,半晌說不出話來。

  大概因為口才不太好,他喜歡以筆代口。他對於下屬有什麼指示或意見,經常用「寫條子」的方式。以筆來管理一切,以筆來交際,這倒頗具有作家的風範。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議」,要求增加稿費。金庸總是左推右擋,以太極卸勁招術化去倪氏兄妹剛猛淩厲的攻勢。

  倪匡在一次宴會上,借著酒勁,大聲疾呼,要求加稿費。他說:「查良鏞,你賺了這麼多錢,應該加稿費了吧!」

  金庸笑笑說:「好好,我加!」總算擺平了倪匡。

  後來,真的加了稿費,是5%。倪匡大為不滿,打電話去罵,金庸講不過他,於是便說:「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給你寫信。」

  一聽寫信,倪匡幾乎昏了過去,大歎:「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敵不過倪匡,但講到寫信評理,倪匡絕不是對手。倪匡怕寫信,他是一字千金,認為寫信白寫沒錢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點傻氣,獨獨喜歡寫信。倪匡說:「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人像查良鏞那麼喜歡寫信的。」

  過了兩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開看,附列十幾條條文,不是申訴報館開銷大,就是經濟不景,唯有節約,最後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費,勢必引起連鎖反應。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這筆開銷不輕。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難熬,最後惟有棄械投降,不提加稿費了。

  這只是作家沈西城筆下的趣事一樁。千萬不要以為金庸是個吝嗇的人。其實,金庸並不吝嗇,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習性,深諳節省之道,絕不富而後驕,亂花錢。他是應用則用,對朋友,倒是相當慷慨。這一點,倪匡的體會亦應當最深。

  倪匡有什麼困難,金庸都會幫忙。有時倪匡等錢用,金庸便會預支版稅。倪匡支版稅,並不是小數目,通常都過十萬,金庸從來沒有皺過眉頭,頂多以帶點勸告的口吻對倪匡說:「錢不要亂用呀!」

  在倪匡的筆下,金庸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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