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傳第十八章戰爭結束(4)

第十八章戰爭結束(4)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件事：軍事委員會聯絡處有一個姓侯的主任。大約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員長的辦公室裡，結果最後遭到了一頓訓斥。他極力為自己辯護，當蔣介石吼道：「槍斃！」時，他臉都嚇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裡，告別了親人和朋友。幾天過去了，他仍然活著。等他緩過勁兒來時，找蔣介石的一個貼身警衛打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警衛的話讓他松了一口氣，但是他卻成了人們取笑的對象，原來蔣介石常帶著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話是「強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會有誤解，因為侯是湖南人，他說話時帶著很濃的地方音，蔣介石幾乎聽不懂他的話。這個笑話在上流社交界廣為流傳，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蔣介石還有其他影響別人正確理解他的意思的習慣：他喜歡點頭，即使他不同意說話人的觀點。這是蔣介石的個人習慣，並非中國習俗。

　　在他與史迪威打交道的過程中，這個習慣或許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亂。根據《大公報》胡霖的說法，他們兩人最後鬧崩是因為史迪威建議使用共產黨的軍隊去打日本人，條件是向他們提供美國的武器彈藥。雖然史迪威拒絕與周恩來會面，但史迪威的美國顧問與周恩來的助手來往密切。（這些美國顧問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還會在後面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顧問都積極支持延安，那麼即使不存在別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難贏得委員長的信任。

　　1944年9月，由於軍事前線吃緊，蔣介石十分有禮貌地請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國軍隊調一部分保衛雲南省的龍陵，緬甸公路從這個地方橫穿而過，而且當時此地正處在日軍的壓力之下。

　　史迪威拒絕了這個請求，並火冒三丈地電告馬歇爾，要求給蔣介石寫一封口氣強硬的信，逼他就範。其實，既然蔣介石是按規矩「請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調動部隊，那麼史迪威大可不必這樣做。

　　馬歇爾親自口授了這封寫給蔣介石的信，在簽上羅斯福的名字之後就於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裡，這封信他讀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強硬的措辭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統帥所有……部隊」，並不加掩飾地威脅說，美國有可能撤回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為了享受一下勝利的喜悅，看看死對頭的狼狽樣，史迪威決定親自去送這封信。在進會議室之前，他把信給赫爾利看了，赫爾利建議他緩和一下語氣。但這正是史迪威不願意做的事。他走進會議室，把未經任何刪改的漢譯文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讀信時十分平靜，沒有讓史迪威享受到勝利者的歡樂。

　　然而史迪威知道，這一擊正中要害，他在日記中用十分粗魯的語言寫下了他當時的想法。他「給這個花生米塞了一把紅辣椒。」他還寫道：「這一刀正好紮穿了這個混蛋的心窩。」在宣佈散會之後，委員長像他的侍從們常常看到的那樣，大發了一通脾氣。

　　蔣介石讓宋子文給他出主意。現在的問題是，怎樣能除掉史迪威同時又保住租借物資。

　　蔣介石決定向羅斯福攤牌。9月25日，他電告總統，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這時，羅斯福終於意識到讓史迪威繼續呆在重慶已沒有必要，他在那裡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但羅斯福仍想在東亞繼續讓史迪威施展他的軍事才能。因此，羅斯福作出了一個妥協的反應，10月5日，他答應蔣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擔任他的參謀長，但又建議讓史迪威在緬甸戰役期間繼續留在那裡。

　　但是，蔣介石不會就這麼便宜羅斯福，在9日給總統的答覆中，他長篇大論地分析了開羅會議以來戰爭形勢的發展，並不無正確地指出，由於把他手下由美國訓練的軍隊派去了緬甸，結果使他在日本大舉進攻華東時，處於兵力不足的危險境地之中，無法抵擋日軍，對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確的警告。

　　他接著寫道：史迪威「對華東戰局的成敗毫不關心」，而且拒絕向那裡發放租借的彈藥。「簡言之，我們奪取了密支那，但卻喪失了整個華東。」由於當時蔣介石是在羅斯福的強大壓力下才向緬甸派遣部分Y軍的，所以這封信不但批評了史迪威將軍，而且也間接地批評了總統。

　　這一回，總統算是「領會了對方的意圖」。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臨行之前，委員長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別綬章，這是中國授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勳章。可以想像，史迪威拒絕了這個獎賞，但他咬牙接受了隨後舉行的告別茶會的邀請。告別會上，蔣委員長得意洋洋，口若懸河，而史迪威則悶悶不樂，一言不發。27日，這位「刺兒頭」飛離中國，一去不復返。

　　隨著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繼于1944年9月和11月離去，中美關係上第一階段的誤解就此結束。、而他們的繼任者的到來，又揭開了第二階段的序幕。這個時期的誤解在深度上並不亞於前一個階段，但在性質上卻有著微妙的差別。

　　史迪威已識破了蔣介石的軍事意圖，而高斯則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張。

　　蔣介石拒絕向日本人進攻，使史迪威處處碰壁，就這一點而言，人們無法不對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這個人視野狹窄，缺乏政治頭腦。當蔣介石仍然大權在握時，他卻在做在華所有中美兩國軍隊總司令的美夢，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受職業外交顧問的影響很深，他們不加批評地全盤接受了這些顧問對中國共產主義的錯誤認識。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頓·戴維斯擔任「（他）這次任期的聯絡官。」戴維斯生於中國，父母都是新教傳教士。約翰·斯圖爾德·謝偉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為使館人員來到中國，當時在中國的其他職業外交官都有著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們寫給國務院的報告是由他們負責中國問題的上司范宣德批轉的。

　　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麥卡錫時代」曾名揚一時，他們都受到了長時間的調查。他們的案子引起了轟動。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斷送掉了。

　　莊許多年之後，重讀他們當年從重慶寄回的描述當時情況的信件，稍有頭腦的人便能看出，這些信並不能證明他們就是共產國際的特務。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發自中國的報道對美國政府產生了強大而且最終是決定性的影響，使美國脫離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持的蔣介石政府，而轉向了毛澤東的共產黨。

　　如果說他們不是「共產黨的人員」，那麼其他在那關鍵的幾年中深得總統和國務卿信任的美國顧問們則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約瑟芬·特拉斯洛·亞當斯女士，儘管她當時和美國共產黨的主席厄爾·白勞德工作關係密切，但卻能時常接近羅斯福總統。

　　實際上，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所提出的主要觀點即是現實的，也是有先見之明的。他們的信件十分正確地指出了蘇聯在遠東的擴張野心，他們認為：

　　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跟隨蘇聯的，但是現在民族主義正在改變著他們的態度；中國可能會爆發內戰，在這場戰爭中，共產黨取勝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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