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82)

八二

　　因為，在臺灣歷史上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佔領時期，臺灣經濟遭到極大的破壞。日本在台貫徹「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以土地重新登記、調查、丈量、收買為藉口，以土地所有權申報為手段，把大量歷代漢族和高山族農民辛勤開墾的土地沒收為官有。在他們的巧取豪奪下，全台68．5％的耕地、山林歸殖民政府、日本財閥及少數人佔有，其中耕地面積的20．4％被日本財閥和私人佔有，森林面積的97％以上為殖民地政府佔有。這對以農業為主、農業人口占多數的臺灣來說，廣大農民被「竭澤而漁」，臺灣地主的剝削強度和農村階級對立的尖稅程度，比大陸諸省有過之而無不及。

　　1945年臺灣光復後，日本殖民者退出臺灣，但其土地佔有關係卻無多少改觀，土地越發集中於少數人手中。臺灣地主對農民層層盤剝，方式五花八門，主要有四種類型：一是高地租，據1949年「臺灣省政紀要」記載，臺灣的地租額一般都在業六佃四的水準，甚至達到業七佃三。二是實行「鐵租」，即不問豐欠旱澇、收成好壞，佃戶必須向地主交納不少於豐年總收穫量的60％的地租。三是押租制，即預收一至二年的全部地租。四是副產物租，即地主在地租之外，還要平白無故地分享甚至全部霸佔農民飼養家禽和種植果木的收人，儘管這些收人並非產自地主的出租地。

　　在這種深重的壓迫之下，臺灣農民饑寒交迫，哀聲遍野，有的地區已爆發抗租抗息的自發運動。對此，時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指出：「租佃雙方矛盾無法調融，造成農村社會內部之不安，極易為外邪所感染」，共產黨的「滲透工作，即多從此等空隙入手」，如「不加改善，亂源即由此發生，證諸往事，歷歷不爽，」而今「農村不安現象，已極顯著」，「因此之故，臺灣必須實行土地改革，是一種客觀需要，雖有萬難，不能顧及。」

　　鑒於形勢的嚴峻，蔣介石一到臺灣便宣稱：「我們要為堅持。實現三民主義而戰，滿清革命時期，我們乃是以民族主義為重心；在軍閥革命時期，則是以民權主義為其重心；在今日對共匪勘亂復興的國民革命時期，乃是以民生主義為重心的革命」。而實施民生主義的起點，便是開展「土地改革」。

　　蔣介石在大陸統治22年都未實行「士地改革」，為何一到臺灣便大刀闊斧地進行？除了他所謂的解決民生主義和蔣家小王朝的生計問題外，其「土地改革」的可行性也大大增加。

　　因為，這時臺灣當局與地主階級的關係已不同於大陸時期，在大陸時，地主階級是國民黨的依靠力量，國民黨內的黨、政、軍高級官員，多與農村中的封建地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他們本人就擁有大批地產。1930年國民黨曾頒佈了《土地法》，規定要實行「耕者有其四」和「平均地權」，但是剛一實行就觸犯了當權者的利益，他們紛紛到蔣介石面前托關係求情，「耕者有其田」根本行不通。而在臺灣，國民黨當權者與當地地主並無絲毫瓜葛，正如國民黨的叛逆者孫家麟所說：

　　因為地主全部都是臺灣人，所以國民黨可以大慷他人之慨，以大刀闊斧的手法，毫無顧忌地認真推行。

　　假如當時百甲以上的大地主，有三五個是屬皇親貴戚之流，我想臺灣的土地工作，能否順利推行成功，恐怕連陳誠先生也不敢作肯定的答覆。

　　同時，實施土地改革，對國民黨當局而言又是一箭雙雕的大好事，既可以施恩於民，鞏固統治基礎，又可以削弱臺灣地主的經濟地位，間接打擊「台獨」分子和臺灣地方勢力。

　　加之，國民黨退台後，實權人物陳誠、蔣經國等又都是土地改革的堅定支持者。陳誠早年曾在江西、湖北等地積極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但因種種原因而未奏效。蔣經國早年曾在蘇聯任集體農莊的蘇維埃主席，對解決土地問題有較深的理性認識和感性認識。在贛南時，他頌布了《新贛南土地政策》，規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決定，超額由中國農民銀行照價收買，再轉貸給佃農，地價由人民開會來決定，分五年還清。」由於國民黨極右勢力的阻撓和蔣介石的反對，其土改政策也付之東流。到臺灣後，陳誠、蔣經國更加認識到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性，從而力促進行土改。

　　2．「土改」三部曲

　　國民黨在臺灣的「土地改革」是分三步進行的：

　　第一步：「三七五減租」。

　　1949年3月1日，陳誠在臺灣省行政會議開幕式上宣佈要切實執行「三七五減租」，他警告大地主：「僅顧及本身利益而剝削農民，將來會自食其果」。4月23日，陳誠公佈「臺灣私有土地租用辦法」及實施細則，由此揭開了臺灣土改的序幕，並開始執行「三七五減租。」

　　「三七五減租」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限定耕地租額。扣除種子、肥料等成本費25％，剩餘75％由農民、地主各得一半，即37．5％。換言之，即地主收取地租，最多不能超過租地全年出產物的37．5％。原約地租超過37．5％者減至37．5％，不及者不得增加。這就大大減輕了農民的地租負擔。

　　第二，確定耕地租期，鞏固佃權。1951年6月，臺灣當局頒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廢除租地押金制和預收地租制，租約必須以書面簽訂，租期不得短於6年，對不到6年而地主撤佃的情況作了種種限制。該法案頒佈後，佃農只要與地主簽訂租約，即可取得至少6年的土地支配權，在此期間，只要每年交納總產量的37．5％地租，產量增加租額也不變。因此，佃農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遂熱心于加強田間管理和短期水利建設，保護了佃農利益。

　　第三，災歉之年地租減免。因災害等原因造成農作物歉收時，承租人可以請求鄉鎮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查勘歉收情況，認定減租辦法。地方發生普遍耕地因災歉收獲量不及三成者，應予免租。

　　對「三七五減租」臺灣當局十分重視。陳誠強調：「民意機關是否代表民意，縣市長是否系革命的縣市長，皆以其對三七五減租的態度為一大測驗。」各縣市也設立「三七五減租」委員會。到1949年7月，「三七五減租」基本實施完畢。

　　第二步：「公地改領」。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和日本移民佔有大量土地，臺灣光復後國民黨政府接收了這些土地，名曰「公地」。1948年4月，臺灣省政府頒佈《臺灣省放領公地扶植自耕農實施工作要點》，劃出所接收土地中的零星部分，向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出售。這種小規模的試辦公地改領，因次年推行「三七五減租」而暫時中止。1951年6月，臺灣「行政院」核定「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開始以貸款方式向農民大規模實施公地改領。實施辦法是以放領土地的作物全年總產量的兩倍半為地價，按承租耕地的現耕農、雇農，耕地不足的佃農、半自耕農等順序承領土地，承領者分10年向當局償還地價，還清後即為土地所有者，承領土地按質量分為三等，按承領人的家庭人口和耕作能力酌定承領面積。

　　公地改領從1951年初至1976年分26年內分數期辦理，共放領地13．9萬公頃，占全部公地的76％，平均每戶承領0．49公頃。公地放領的實施，將「國有」耕地的所有權轉移給農民所有，既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增強了農業生產基礎。因為，承領公地的價款負擔較「三七五減租」輕，農民可從中獲益，而放領公地的地價收入，則主要用作扶植自耕農基金和發展農業生產基金，以改良水利設施和增加農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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