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66)

六六

　　敗退臺灣後，一方面為適應其「反攻大陸」的新形勢需要，另一方面要「發展」三民主義，蔣介石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又有所改變。

　　1952年7月7日，蔣介石出席青年夏令講習會並作演講，在這次會上蔣介石專門重新講解了三民主義的本質，後來他把自己的想法寫成一本小冊子《三民主義的本質》，試圖系統地闡釋三民主義。為了適應潮流和形勢，蔣介石換掉「禮義廉恥」和「明明德」，而代之以倫理、民主、科學。

　　關於倫理，蔣介石實際上把以前所認定的三民主義本質是禮義廉恥和明明德進行概括得出來的，因為禮義廉恥和明明德實際上屬倫理範疇。在對三民主義本質的重新解釋中，蔣介石指出，倫理是本民族群體中個人對家庭、鄰里、社會、國家所持的正當態度，由理性定出標準。因此，蔣介石說倫理是中華民族的立足點。有了他所說的倫理，才能有民族獨立和自由。在此基礎上，蔣介石進一步說倫理也可以稱是民族靈魂。民族自信心。他說：

　　倫理其實是「禮」的渲化。這種人與周圍各方面關係和態度，永遠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標準。否則就會形成民族社會的混亂。例如在街上因一點小事，就出口傷人，或惡言相加，或破口大駕，甚至大打出手，就是由於民族社會缺少倫理和秩序而形成的混亂狀態。

　　蔣介石是一個善於演講的政客，特別是對青年演講，他總是用富有煽動性的語言來激起人們的熱情：

　　作為人類社會，長的上下之間、平輩、同事之間，目不相視的同胞之間，以至於國際人際關係之間，都應有一個互相對待的儀態分寸或標準，而應以禮讓、尊重、善意為基本原則。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之間，總是處於互相敵對、嫉妒、惡意、幸災樂禍之中，試問這不是一種全國族的最底裡的，也最大的內戰嗎？這樣的國族辦起事來豈不是難關千重，險浪迭起嗎？！因此，新時代的新倫理關係，就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命和靈魂，不可須臾離之。而且一個不文明的國家對本國任何人的有用的精神財富，都會拒絕參考的。如果拒絕，豈不是一種內戰嗎？！

　　關於民主，蔣介石認為自「五四」以來所喊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不但正確，而且必須。一向標榜傳統的蔣介石，在解釋民主時也沒有忘記民族的文化傳統，他說：

　　「如果沒有我們民族的文化來做民主與科學的基礎，那麼這兩個口號，不僅不能救國，而且徒增國家之危機。」

　　蔣介石宣稱三民主義所提倡的民主，是抽象的民主，不是階級民主。民主的基本精神是什麼呢？蔣介石認為是「自由與獨立，亦是權利與義務」。他把自由上升為國家形態，認為自由應是「為國家爭自由」。獨立也是先爭取國家的獨立，只有國家獨立與自由之後，才有個人的獨立與自由。要達到國家的自由與獨立，就必須先盡國民的義務，這個義務就是「守紀律負責任」，只有國民能夠守紀律負責任，國家才能獨立與自由。

　　這是一整套的「反攻大陸」的政治言論。因為蔣介石認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是不獨立和不自由的，所以三民主義要為中國爭「國家的自由」。既然整個國家不獨立不自由，個人當然談不上自由和獨立，而為了個人的自由和獨立，每個人就應當「守紀律負責任」，這個「守紀律」就是聽蔣介石國民黨的話，「負責任」就是盡全力擔負起「反攻大陸」的使命。

　　更何況蔣介石只講如何爭取國家的獨立與自由，至於國民的民主權利問題，卻連一個字也未提。看來蔣介石只要國民盡義務，為他的政權效勞，誓死保衛他，為他「反攻大陸」，而對國民的民主權利，蔣介石連講也不願講了。

　　關於科學，蔣介石說是民生主義實現的手段。民生主義的科學是「保民」與「養民」的科學。是以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從事生產和分配。具體說，土地改革要實行農民償還地價的溫和土改；工業經濟上，也要實行節制私人資本，而不沒收私人資本的溫和方法，實行「社會與人民均富」。他反對沒收上地的土改和沒收私人資本的全部國營化。他說私人「無產，就是大私有的集產」。蔣介石並說這種「大私有」的理論，「是以恨為出發點的」，也是以「反人性為出發點的」，因而是不科學的。

　　就表面看來，蔣介石在臺灣時理解的三民主義，就是要人民敦倫理、守紀律、盡義務；國家行保民、養民的「均富」政策。蔣介石對此體系十分滿意，號召全黨全軍要仔細研讀，認真領會。

　　領會什麼呢？無非是領會出蔣介石的解釋三民主義本質的內在意義。說白了，就是要認真研習和領會如何用三民主義反攻大陸。

　　在新的解釋中，蔣介石強調倫理，強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這是中國獨立和自由的基礎。而共產黨不講，甚至反對中華文化傳統，馬克思主義是外來倫理和理論，當然「不能夠救中國，只有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所以他認為從倫理出發研究，就可以判定「三民主義必然光復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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