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宋美齡在臺灣的日子(21)

二一

　　一旦失去臺灣，使臺灣陷於「一個受克里姆林宮指使」的政府之下，「對美國的安全將會產生嚴重不利的影響。」原因在於：一是如果在亞太發生戰爭，美國就無法接近中國大陸的戰略要地，包括空軍基地、海港和沿岸鐵路集散站，所以，臺灣具備潛在的價值，可作為美國的戰時基地；二是一旦臺灣失陷，蘇聯將控制從日本到馬來西亞地區的航海線，甚至將控制區域「擴大到琉球和菲律賓」，這將威脅到美國的戰略安全；三是當時日本的食物及其他補給主要靠臺灣供給，如果切斷這一來源，日本就會成為美國的負擔，對美國的價值就會下降。基於以上種種考慮，「介入臺灣」的問題就擺在了美國面前。

　　此時，蘇聯和新中國的結盟進一步刺激了美國，新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也在不斷惡化。

　　新中國一成立，就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與各國建交問題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態度：同社會主義國家建交，不需經過談判過程；而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原則上是先談判後建交，看看它們是否接受新中國的建交條件。

　　1949年10月2日，蘇聯率先斷絕了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予以承認。隨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也相繼承認了新中國。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對蘇聯進行國事訪問。此行的基本目標，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是要經過雙方協商搞個「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即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毛澤東認為，這樣做有極大利益，在致中央的電報中，毛澤東強調指出：「中蘇關係在新的條約上固定下來，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都將感覺興奮，可以孤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訂的條約。」在他看來，「這一行動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經過近兩個月的談判和磋商，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一系列合作協定在莫斯科正式簽訂，這標誌著中蘇戰略同盟關係的正式確立，同時也意味著新中國與美國和解的前景將更為暗淡。

　　事實上，在中蘇關係接近的同時，中美關係則在不斷惡化。10月3日，美國國務院宣稱：由於中共沒有作出要承擔其「國際義務」的保證，美國將不會對新中國予以承認，「國民政府」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6日，杜魯門總統批准繼續給予國民黨75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在中蘇談判期間，美國國務院接連掀起了幾次宣傳攻勢，力圖低毀條約，破壞中蘇結盟，艾奇遜在1950年1月12日的一次演說中聲稱蘇聯正準備把中國北方的四個地區併入蘇聯。3月15日，他又重複類似的指責。

　　但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這類指責「只能激起中蘇兩國人民的憤慨，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此外不會有別的結果。」針對美國對中蘇條約和協定的攻擊，2月14日，在莫斯科的簽字儀式上，周恩來表明了新中國所持的立場：這些條約和協定的締結是根據中蘇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並將成為中蘇兩國兄弟友誼和永久合作的標誌。這些條約和協定的締結，也特別表現了蘇聯在斯大林大元帥的政策指導下，熱情地援助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這將使新中國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而且也將有助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助於世界和平。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集團曾經千方百計，企圖挑撥離間我們兩國的友誼，現在這種無恥的企圖已經徹頭徹尾地失敗了。

　　周恩來進一步指出：「我相信，擁護我們的條約和協定的將不只是中蘇人民，而且將是全世界的進步人類，而仇恨這些條約和協定的不過是那些帝國主義者，那些戰爭販子。」17日，毛澤東在發表離蘇臨時演說時更加明確地宣佈：「業已經過條約固定下來的中蘇兩大國人民的團結將是永久的，不可破壞的，沒有人能夠分離的。」

　　新中國成立之後，它的鞏固與安全成為中央領導人所考慮的首要問題，而這種鞏固和安全的最大隱患便是美國的干涉和破壞。為了減少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進行政治破壞和思想影響的可能性，新中國在與蘇聯接近的同時，決定對美國採取更為強硬的態度。1949年10月24日，美國駐瀋陽總領事沃德被市公安局拘捕，罪名是毆打領事館的一名中國雇員。11月21日，沃德被判處6個月徒刑，並於12月初被驅逐出境。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進一步討論了擠走美國在華所有外交人員的策略。1950年1月，北京軍管會下令徵用美國總領事館內的美軍兵營。中國方面認為，兵營的存在是不平等條約的恥辱標誌，決不能允許這些兵營繼續為美國這樣一個敵視中國的帝國主義大國所控制，中國人民理應將它收回。美國國務院立即作出表示，這是北京對於其國際條約「義務」的嚴重違反，威脅如果中國徵收領事區的任何一部分財產，美國政府將視此舉為侵犯美國的權利，那麼美國將別無選擇，只好關閉所有駐中國的官方機構並撤回全部美國外交人員。

　　然而，這種威脅絲毫也沒有動搖新中國領導人的決心，為了維護自己的對外政策原則，他們決不會向美國的任何壓力和威脅屈服。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於1月13日致電劉少奇，表示：「同意（劉）1月13日電貫徹徵用命令徵用外國兵營，並準備著讓美國將所有在華之舊使館全部撤走。」18日，毛澤東再次電告劉少奇，指出：「美國撤退在華的一切官方人員，此事對我們極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對我們徵用外國兵營等行動有所不滿，請注意解釋。」

　　同日，新華社發表評論，表明了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中國人民在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及保衛自己祖國的主權的立場上，是從不考慮一切帝國主義者的意志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製造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侵略特權，必須廢除；帝國主義者撤退也好，不撤退也好，叫囂也好，威脅也好，對中國人民的這個正義立場絲毫沒有影響。

　　幾年之後，毛澤東在談到當時外交的戰略考慮的時候說：這時，「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有了外交關係會給我們許多困難」。我們需要「先掃自己的房子」，而與美國這樣的國家有外交關係則困難得多，暫時不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就使他們沒有機會在我們內部製造麻煩。因此，建交與否，這並不完全取決於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態度，「實際上我們希望『客人』遲一些來。我們希望他們來時使他們處於無能為力的地位，使他們處於後悔的地位。」

　　1950年4月10日，美國向中國表示它知道中國政府對於條約義務和西方國家的態度非常明確：只要美國政府繼續幫助國民黨打內戰，要談改進中美關係是不現實的，也是可笑的。到4月底，美國撤回其留駐中國的全部外交人員，雙方不再有任何直接的接觸渠道，繼續相互指責和攻擊，關係日趨惡化，一個全面對抗的態勢在事實上業已形成，而隨之而來的朝鮮戰場上的軍事較量使得這種敵對更加尖銳化和持久化。

　　在新中國與美國關係惡化的同時，美國國內親蔣勢力發出了保台的陣陣鼓噪。軍方中國防部長約翰遜、遠東司令麥克阿瑟等極力鼓動保台，國會中議員史密斯、諾蘭、弗格森、塔夫脫及前總統胡佛則主張派遣美國海軍「保衛」臺灣，甚至海南島，「在太平洋上築起一道反對共產主義的牆」。

　　不僅如此，保台分子也對杜魯門1950年1月5日的「棄蔣」聲明施加了影響，從而為「介入臺灣」埋下了伏筆。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佈雷德利的要求下，杜魯門在美國「無意在台……建立軍事基地」句前加上了「現在」二字，並刪去了原聲明文本中的美國無意「使臺灣脫離中國」這句話。佈雷德利的理由是，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解放臺灣，戰爭爆發時，美國則有可能要考慮使臺灣脫離中國的問題，並有可能在台建立軍事基地。艾奇遜在1月5日下午的記者招待會上解釋說，「現在」這個詞意味著「萬一不幸我們在遠東的部隊遭到攻擊，美國必須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區採取任何必要的行動來保衛它自己的安全」。顯然，美國政府不干涉臺灣問題的聲明並不徹底，在措辭上已經為日後改變政策埋下伏筆；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杜魯門政府做出「棄台」的決定是十分勉強的，是迫於形勢而做出的權宜之計。

　　但是，美國的對外政策是受各種因素影響而做出的，是各派鬥爭的結果。1950年1月12日，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了著名的被稱為「劃線」的講話，明確劃出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島嶼鏈防線，即比起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群島至菲律賓，其中並不包括臺灣。種種跡象表明，美國似乎已下定決心，決意與臺灣訣別。其實，這僅是以艾奇遜為首的「棄蔣」派一時占了上風。

　　不用說，美國政府把臺灣排除在防禦圈之外的戰略是很不合親蔣勢力口味的。杜魯門的聲明非但沒有統一美國朝野的意見，平息反對派的攻擊，反而激起了更高一浪的反對，成為攻擊的新靶子。諾蘭參議員指責政府在執行一種「宿命的」對台政策，要求對國務院遠東司進行改組，任命麥克阿瑟為美國遠東政策協調人。塔夫脫參議員指出政府的對台政策是與在歐洲阻止共產主義的做法背道而馳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