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10)

一〇

　　哪年哪月呢？

　　車和人都上了渡船。過了渡，那母女倆卻不再上車，對押車員謝過後，做娘的又沖著章家響起鏗鏘有力的京劇道白：「錦上添花不足奇，雪中送炭是真情。謝謝你們這樣的仁義之家，子孫萬代都將榮華富貴！有緣總歸能相逢！」

　　章家人就都笑了起來。

　　亞若覺著有人拽她的袖口——是那一直金口未開的女兒家：「小姐，我叫盛葉蘋。」聲雖輕，卻字正腔圓。

　　盛葉蘋？

　　亞若一驚：莫不是在吉安的京劇名旦盛葉蘋？她這樣悽惶地出逃，為何故？

　　「小姐，我原在吉安謀生，只為不做強人之妾，才出逃的。」聲音更輕，卻更誠摯。

　　果然是天涯同命鳥！

　　1939年6月20日淩晨三時，陰森破敗的百年老屋「景鳳山」卻洋溢著輝煌的喜氣。

　　這一天，蔣經國在此補行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的宣誓就職典禮，隆重又熱烈地揭開了這位三十歲男子事業奮飛的序幕。

　　景鳳山當是贛州城內的三山之一，而今山早已無山，只在原先大門的條石橫額上鐫刻著「景鳳山」三字而已。百年老屋是前清某府建造的衙門，但幽在僻靜的小巷深處，又與天花宮對面，不知哪代官員嫌正門進出不方便，便堵了前門，將原先的後花園側門改為大門，掛的門牌號碼是米汁巷1號。

　　進了大門是條石子路徑，倒也幽雅，拐彎向右，方是正屋。正屋旁的三間小房，就作了蔣經國的停車房：一輛庇爾克轎車，據說還是南京侍從室的侍衛長王世和從上海買來的；一輛可翻篷的軍用吉普車，又說是美國人送的；還有一輛摩托。這三部頗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成就了蔣經國的事業，也足見主人的興趣愛好。

　　正屋並沒改動當年衙門的建構，前高後低呈長回形。當年擊鼓升堂處就作了禮堂，另幾大間設為軍事法庭、動員委員會。順臺階而下，東邊為辦公廳和收發室，西邊為會議室和書記室。再往下去，是後蓋的兩層樓房，樓上作宿舍、司號室和經理室，樓下作檔案室、庶務室和餐廳。麻雀雖小，五臟齊全。呈一封閉狀。百年老屋的背後有棵百年老榕樹，樹蓋碩大無朋，濃蔭匝匝，老根新枝旁逸斜出，「棕紅根須絲絲縷縷長長垂垂，風中抖索宛如百歲老人翕動癟嘴喃喃訴說古老的故事。每夜每夜，有數百隻長足長嘴、骨瘦如柴的鳥們棲息其上，天將亮時，百鳥喳喳啼鳴，吵得寄宿專署的人沒福消受早覺，官衙嘛，有道是：「日高三丈不起床，一日只當半日算」。

　　不過，那是隔日皇曆。

　　新官上任三把火。

　　打蔣經國任「見習專員」日起，鳥們倒成了大家歡迎的朋友，鳥鳴即起，趕在司號長吹號前就起床，省得再出衣冠不整、磕磕碰碰的狼狽相。

　　戴著皮帽子的蔣經國總是精神抖擻第一個站在樹下等著。點名、訓話、舉行升旗儀式。

　　或許是「鄒纓齊紫」之故，蔣經國的皮帽子迅速流行為專署男女幹部的「專帽」。但蔣經國的服飾，卻難以效尤。蔣經國早就是背心短褲出操，升畢旗，整好隊從專署往公園跑，一路腳步劈啪作響，並伴以有節奏的高呼：「一、二、三、四」！此舉此喊叫老俵們從夢中驚醒，文官也習武？就振作也振奮，大街小巷就一片呀嘰嘎的開門聲，看「皮帽子」們熱騰騰跑過，似有依託，也有奔頭。蔣經國經受過西伯利亞大風雪的洗禮，一身赭醬色腱子肉不懼嚴寒，何況贛州氣候宜人，他跑得盡興，就把背心也捋了，赤膊上陣，又叫老俵們耳目一新，驚驚乍乍：這樣的太子這樣的官也真叫稀罕！

　　沒有個性沒有獨特的與眾不同處又怎叫做偉人呢？

　　這天淩晨，蔣經國照舊單獨出操，照舊汗淋淋赤膊短褲加赤腳回到專署住處，他的幾位臺柱子卻已個個衣冠楚楚等著他了。

　　血氣方剛的蔣經國在食宿上倒沒有太子架子，很能隨遇而安。新兵督練處從臨川溫泉遷到贛州，督練處辦公室設在城內中心花園的玉樹瓊花室，也就兼作他一家人的住所。四百多平米的磚木結構大屋頂歇山式建築，氣派倒氣派，可惜空蕩蕩沒有家庭的氛圍，他倒也樂在其中。當專員了，他就搬進專員公署，順著禮堂臺階往東南北各有幾間平房，北邊秘書室、譯電兼監印室，南邊就作他的辦公室、會客室和寢室。這方小天地被人稱為專署東院。

　　他的俄國夫人芬娜也早早地起來了。在俄羅斯女人中，芬娜稱得上是佼佼者，碧眼高鼻，體態豐盈，尤其是皮膚，倒像中國女子般細潤。只是如同所有的俄羅斯女人一樣，青春期一過，身條便不可抑止地日漸肥碩。芬娜的性格也揉合著俄羅斯女人的熱情奔放和中國女子的溫良嫻淑。這時，她著一件茶青色旗袍給五位客人沖著牛奶咖啡，旗袍的裹束使她如「滿園春色關不住」般，動作便有幾分拘束，還用慢慢的生硬的寧波腔的中國官話招呼客人，她就顯得滑稽又可愛了。

　　「同志們，不用客氣，請飲牛奶咖啡。」

　　走腔走調，同志們就很友好地笑了。

　　其實，她與他們完全可以用俄語自如地交談。

　　這五位，都曾留學蘇聯，都是蔣經國的同窗好友，眼下，是蔣經國在贛南開創新事業的得力的支柱和臂膀。

　　他們也是芬娜的朋友。他們都曾加入過共產黨，芬娜是共青團員，可謂名副其實的「同志們」。芬娜見著他們，就會恢復俄羅斯姑娘的坦率，聳聳肩，兩手一攤，嬌嗔地吐露心聲：「SKACH－NO」，意思是「寂寞」，是呵，獨在異鄉為異客唄。久而久之，這句成了芬娜的口頭禪，聽音仿佛是：「食苦且樂」，老天，真成了哲理般的讖語！不過，芬娜還是鐵了心跟著丈夫中國化的：穿中國衣、做中國菜、說中國話，連名字也改用公公蔣介石給取的中國名字——蔣方良。這不，蔣方良和俄語諳熟的同志們也不放過中文會話的機會。

　　「同志們」倒都是志同道合者，不是那種攀附勢利的食客，但又性格迥異，各有千秋。

　　乍一看，周百皆最沒個性，敦厚隨和，和誰都說得上話，也最好說話，沒棱沒角，但卻有主心骨。一副銀絲眼鏡鏡片後的眼睛坦誠可信，誰與他交往都不需設防，他自己又最能吃苦耐勞，故而很得人心。在新兵督練處他就與蔣經國打連手，配合默契。眼下，他也走馬上任為第四行政區動員委員會的秘書和贛縣抗敵後援會的總幹事，已將抗戰動員、組織和宣傳各項工作做得有條不紊。

　　徐季元呢，說雅點，靜若處子；說俗點，三棍也打不出一個屁的角色。蔫蔫的，悶嘴葫蘆般，無聲無息，只管埋頭做事，要他做經濟委員會的秘書，掌管財務實權，也確是人盡其才，不顯山露水的鐵算盤唄。

　　矮矮胖胖的高理文，卻斯文典雅極了，西服革履，又恂恂儒家學者態，是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文化人。他與夫人羅南英都是蔣經國留蘇同窗。經國回國後，蔣介石要其在家鄉溪口讀書，高理文便當了陪讀，羅南英則幫助蔣方良學中文。蔣經國來南昌後，高理文也於1938年暮春到了南昌，南昌淪陷前夜，正是高理文陪著蔣經國在贛江畔轉了轉，才去臨川溫泉的。這又相隨到了贛州，似乎順理成章成了經國夫婦的隨從秘書。私交雖如是深厚，但高理文夫婦卻硬氣得很，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家居郊區西外鄉三康廟，晚上連電燈都沒有，一家七口生活較拮据，高理文毫無怨言，獨騎自行車按時上下班。但如果以為高理文是一介懦弱書生，那又錯了，只要高理文一開口一提筆，無不抨擊政治、針砭時弊，你就要為他這張嘴這支筆的無遮無攔嚇個半死，又不得不對他的慷慨激昂、剛正不阿油然而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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