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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為了解放戰爭的勝利(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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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翻地覆的日子裡 1948年8月初,賀龍從延安出發,前往河北平山,參加中共中央將於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此時,戰爭已進入第三個年頭,全國形勢發生了更有利於人民的巨大變化。人民解放軍經過兩年作戰,總兵力已發展到280 萬人,與國民黨軍總兵力相比,由戰爭初期的1:3.4上升為1:1.3,在第一線的機動兵力已優於國民黨軍,全軍裝備大為改善,而且積累了打大規模運動戰和攻堅戰的經驗,戰鬥力空前提高;解放區面積已擴展到234萬平方公里,人口達1.68億,老解放區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廣大農民生產和支援戰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在戰爭的第二年,國民黨軍損失了50萬人,經過大量補充,總兵力雖然仍維持在365萬人左右,但大多數部隊是被殲後重建或受到嚴重打擊的,士氣低落,戰鬥力不強,絕大部分正規軍又被人民解放軍分別鉗制在東北、華北、西北、中原和華東5個戰場,戰略機動兵力已經減少了許多;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急劇走向全面崩潰;蔣介石集團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國大地上,正在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因此,賀龍此行心緒特別好。他已經深切地感受到了勝利的喜悅。他經過禹門口,直趨臨汾。在那裡,正在籌建人民解放軍西北軍政大學,為即將全部解放的大西北培養幹部。他一到臨汾,立即聽取了負責籌建工作的原賀龍中學副校長李長路的彙報,並同他一道,策馬臨汾近郊,為西北軍大選擇校址。他對李長路說:「你要設法抓緊修繕校舍,可以邊建設,邊招生,邊學習,不要等什麼都齊備了再開學。」 在彙報中,有人告訴賀龍:晉綏軍區工業部長蔣崇璟正在臨汾籌建一個財會、統計人員訓練班。賀龍馬上叫人把他找來,聽取他的彙報,又同他一道去看了財會訓練班的地址,最後,賀龍說:「同志,眼光放遠一點吧!西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全國解放也不遠了。不要叫什麼訓練班喲,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業學校』吧!你就在這裡負責培養大批財經人才,準備迎接新局面。」他當場決定,由蔣崇璟擔任校長。這所學校很快辦了起來,後來成了西北軍政大學財經學院。 離開臨汾,賀龍到達離石。晉綏軍區政委李井泉趕來相見。賀龍對他說:「這一帶大革命以來就有我們黨的組織,青年學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收集起來。我已經讓李長路在臨汾籌建西北軍政大學。現在,應該讓這裡的賀龍中學趕快組織人力,到晉中平原去招生。」李井泉說:「老總,這件事由我去辦吧。」賀龍笑著說「那就麻煩政委同志了。」在他離開離石的時候,李井泉告訴他,賀龍中學已經派該校中學隊隊長到汾陽去招生了。賀龍滿意地點點頭。幾天後,賀龍路過汾陽,特地把這位隊長找來彙報情況。當他聽說只來了4個人負責招生時,很不高興地說:「4個人?力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強,大力加強。」他對招生的人說:「現在全國勝利在望,我們就要解放全中國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培養建軍、建國的人才。晉中各縣已經解放,廣大知識青年有了參加革命和學習的機會,他們也有這個要求,我們為什麼不放手一些呢?我看這次在晉中招生,至少要招1000名學生。你們要認真完成任務。等我從中央開會回來,再來檢查。」不久,西北軍大很快組織人力,在汾陽成立了招生辦事處。 賀龍一面趕路,一面考察。9月初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③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西柏坡小食堂召開,會期一周。到會的有政治局委員7人,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4人,重要工作人員10人。這是抗日戰爭結束以後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 ③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戰場人民解放軍轉入進攻的形勢下,中共中央離開陝北,5月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與中央工委會合。 毛澤東在會上作主要報告,提出根本打倒國民黨,大概要5年左右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並重提「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號召。周恩來就解放戰爭第三年的計劃要點、人民解放軍的建設、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作了長篇發言。會議最後確定:建設500萬人民解放軍,在大約5年左右的時間內,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統治,並決定,解放軍在第三年內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會議認為,戰爭第三年內,必須準備好3萬至4萬名各級幹部,以便在第四年內軍隊前進的時候,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區,為此,要在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和知識分子。會議還預定在1949年內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次會議,使全黨在國內局勢發生大變動前夕,明確了前進方向,統一了行動步調。 賀龍完全擁護5年內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決策。他結合西北地區的情況發言說:「在西北,我們也談過這個問題,但對美國來不來,美國會不會利用日本來延長戰爭,有所議論。這次,毛主席在報告中指出有兩種可能,一是戰爭第三年、第四年給敵人的打擊嚴重,蔣介石垮臺可能早些;一種可能是美國出兵,戰爭延長。毛主席指出,我們既不要因勝利太快而無準備,也不要因勝利稍慢而沒有耐心,這是非常正確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釋了。」他說:「西北部隊數量不大,但負擔不小,幾次戰役中幹部傷亡較大,黨和政府對支援戰爭已盡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難,主要是經濟問題。西北要用一切力量來努力發展生產。」他特別強調培養幹部的必要性,他說:「提高幹部理論水平,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是完成任務的重要環節。這對西北很需要。雖然那裡的黨員是老的,但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在邊區幹部是很差的,如不解決,工作不易做好。」他還認為:「今天我們各種知識都不夠。對工業、稅收、財會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學習。」因此,他建議:中共中央宣傳部抓好幹部教育,特別是要弄一個好教材;中央財政部門搞個財經工作人員訓練班,以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 會議還作出了關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克服地方主義和遊擊主義,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這個決議引起了賀龍深入的思考:這二三年來,如果能經常地、及時地向中共中央請示報告,土改、整黨和其他方面的錯誤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糾正。他決定向中共中央寫個報告,尤其是要反映關於土改、整黨的問題。會議結束後,賀龍就手頭所帶材料及自己的記憶,寫出了《對於晉綏、陝甘寧土改整黨工作的檢討》和《聯防軍區工作的兩個問題》,並於9月24日呈送毛澤東。晉綏、陝甘寧兩地區在土改整黨工作中曾經發生過「左」的偏差。毛澤東1948年3月從陝北到河北途中,在晉西北曾就此問題講過話。賀龍作為這兩個地區的主要領導者,參與領導了兩區的土改整黨工作。對這中間出現的錯誤,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錯誤已經糾正,毛澤東對晉綏地區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論,但還是應該向中共中央有個交待,才符合此次會議的精神,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態度。賀龍在報告中,分析了晉綏、陝甘寧兩區土改整黨的過程、錯誤的表現和產生錯誤的原因,態度極為嚴肅。賀龍在上送報告的同時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這二三年來,我們在工作中發生了不少錯誤,特別是去年以來,在土改、整黨工作和工商業政策上發生了『左』的錯誤。這主要有四個問題:第一,劃分階級成份上,採用了不完全正確的標準,把一部分勞動人民錯誤地劃成了地主、富農,因而,減弱了農村勞動人民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第二,沒有堅持黨的嚴禁亂打亂殺方針;第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屬地主富農的工商業,在征營業稅中,打擊了工商業,在清查經濟反革命中,擴大了清查的範圍,這些使工商業的發展受到了一定損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團超越黨支部組織直接發動群眾,缺乏分析地對待群眾要求,對有錯誤的黨員幹部處理方面,也是這樣。」他寫道:「這些錯誤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政治理論素養的薄弱和對於黨的政策缺乏深刻的瞭解,以致在某些問題上,存在著不正確的認識,因而就不能及時地發現和改正;在某些問題上,缺乏深刻的認識,因而,雖然確定了基本正確的政策原則,也會盲目地中途動搖,不能始終堅持下去。」應當說,賀龍這些看法是實事求是、嚴以律己的。寫完上述兩個報告,10月初,賀龍離開西柏坡,先後到興縣、包頭、臨汾等地視察和傳達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12月初返回延安。 1949年2月17日,賀龍同彭德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王震、習仲勳從延安出發,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討論了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把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到城市的問題,並著重研究和規定了党在全國勝利後,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成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途徑。 二中全會之後,賀龍奉命前往剛剛解放的北平,參與解決綏遠問題。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解決國民黨軍隊殘餘的三種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綏遠方式。綏遠解放區從抗日戰爭時期起,一直屬賀龍領導的晉綏軍區管轄,目前,則歸西北軍區領導,因此,毛澤東要他去北平領導綏遠問題的第二輪談判。為使綏遠問題的第二輪談判有一個良好的氣氛,他請晉綏分局書記、晉綏軍區政委李井泉前往卓資山,向在綏遠作戰的第八軍傳達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精神。他對李井泉說:「你定要講清綏遠方針的意義,使幹部戰士明瞭中央的精神。綏蒙的黨政軍都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共中央的方針。你傳達我的話,所有武裝立即停止向國民黨軍主動進攻,從現地後撤60公里。」他特別要求李井泉告訴綏蒙部隊,不准乘機挖綏遠國民黨軍隊的「牆角」,停止向國民黨軍發動政治攻勢。送走李井泉後,他動身前往北平。在北京飯店,賀龍同聶榮臻、林彪、陶鑄一道,同原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副司令鄧寶珊就和平解決綏遠問題進行談判,取得了一致認識,並確定組成專門小組,討論和擬訂和平解決綏遠問題的具體辦法。會上,賀龍對傅作義說:「傅先生,這次解決綏遠問題,我軍派李井泉、張友漁、潘紀文為代表,和貴方討論一切有關事宜,請傅先生也指定人員,以便成立專門小組,共同協商。」傅作義隨即指定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為代表。最後,雙方商定,在北京飯店成立專門小組作為雙方協商機構的聯合辦事處,著手進行和平解決綏遠問題的實質性工作。到了4月份,為了適應新形勢,中共中央決定,將綏遠地區劃歸中共中央華北局和華北人民政府管轄。和平解放綏遠的工作也就相應地移交給了中共中央華北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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