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鳳凰(49)_秦德君

四九

　　〖附三　跟大釗同志在一起的日子裡〗
　　——秦德君

　　大釗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三十年了，可是我沒有一時一刻忘記過他。而且，我永遠也忘懷不了和他在一起受他親身教誨的日子。

　　我認識他是在1921年春天。像每一個不滿舊社會壓迫的有志青年一樣，我也是經過了一段崎嶇的歷程，才認識了我們親愛的導師——大釗同志的。我從小就是一個無依無靠的流浪孤兒。十二歲的那年，我從偏僻的家鄉步行一千八百多華里的崎嶇蜀道，到成都去投考省立的一個中等女子技術學校。第二年，「五四」運動興起。我接受了新思想，首先把辮子剪了。學校當局認為有傷風化，掛牌把我開除了。學生聯合會給我十塊洋錢，我就由望江樓乘小木船沿岷江到嘉定，再搭大帆船順江東下，到了重慶。

　　當時，由於十月革命的影響，像我這樣一個窮途末路的女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到革命的搖籃——蘇聯去。那時吳玉章同志在重慶搞聯省自治，我去要求他幫助。他給了我一百塊洋錢，恰好陳愚生同志有事和喪妻的原故，要去北京，3月間我就跟他一道出川。滾滾的江流把輪船推出了夔門，經過武昌、上海，又折回南京轉津浦路到達北京。李大釗同志知道我們要來，他早已等候在車站上。

　　到了北京以後，陳愚生同志和李大釗同志形影不離。他們一同到陶然亭選擇墓地，很快地把陳夫人安葬後，就積極籌備召開「少年中國學會」年會的事。不久，全國各地的會員都到齊了。李大釗同志需要留在北京主持這個會，臨時選派另一個同志到上海去參加7月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7月1日，「少年中國學會」的第一屆年會在北京中央公園（現名中山公園）來今雨軒開幕。到會一百多人，大多數是教授，學者，外國歸來的專家，這些知識分子中包括左翼、右翼，不左不右三個類型。大釗同志在主持這個會議時特別著重指出，「少年中國學會」的人才濟濟，應共同努力合作，使中國人民得到解放，建立一個新中國」。

　　年會結束後，他們決定在陶然亭租西廂房一間，表面上說是陳愚生同志住在那裡給他夫人守墓，事實上是作為李大釗同志做革命活動秘密開會的地方。

　　到北京以後不久，就聽到大釗同志談及前一批去蘇聯的青年，還被扣押在哈爾濱，不能前進。我感到去蘇聯的計劃已成泡影，只好脫去男裝恢復原有的女學生打扮，準備進補習學校，然後再考大學。可是以後的經濟來源呢？一想到這個問題便不由得眼淚直流。有一天，我手裡只有一塊洋錢了，心裡更加彷徨起來，躲在那個荒涼的屋子裡，把整個腦袋埋在淺藍竹布的袖子上哭的時候，忽然有人輕輕地拍拍我的後腦。我那時又緊張，又羞澀，趕快擦乾眼淚，揉搓著眼皮，裝著剛從睡夢中被驚醒過來的神氣，翻身坐起來一看，原來是大釗同志。他微微地掀動著那威嚴的兩片大鬍鬚，溫和而又親切地說：「好孩子，怎麼啦，是沒有錢嗎？」我很不好意思地搖搖頭，不肯承認。他又和藹地問：「是想家嗎？」想家這兩個字，把我急得跳了起來：「我的家在那裡呀？」大釗同志又摸摸我的頭，笑眯眯地說：「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工作」這個新鮮的名詞，使我又驚又喜，驚的是我能夠做什麼呢？喜的是我要能夠工作，便什麼困難問題都沒有了。大釗同志的偉大而慈祥的革命感情，把我從困苦的心情中解放出來了。

　　不久，李大釗同志和陳愚生同志就買好三張二等車票，把我帶到上海去。到上海以後，大釗同志叫我到閘北虹口的襪廠去做學習女工，還給我三十塊洋錢去交押金。等到我已經學習成了熟練女工以後，便要我去平民女校工作部工作。在這段時間裡，大釗同志和其他同志三三兩兩地，經常到那個學校的第二層樓上亭子間裡去商量革命的事情。那間光線不太好的小亭子間，就是我的宿舍。我每天在樓下工作室裡一邊工作，一邊給他們守門。大釗同志大多是和陳愚生同志並肩地從我們工作室的窗戶跟前走過。我一看見就出去和他們打招呼。有的時候鄧中夏同志也和他們一齊進門來。有一次大釗同志獨個兒比較來得早一些，他一進門便向我招招手，又點點頭，意思是叫我跟他上樓去，他又把亭子間的門關好，輕言細語地問我：「好孩子，你在工作室裡，能夠注意到窗戶以外的事，自己人來的時候，處理得很對。萬一別的人來了呢？你怎麼辦？」原來，大釗同志機警細緻，惟恐我年輕幼稚，當他們開秘密會議的時候，會讓別的人也上樓去了。

　　平民女校工作部有十二部織襪鐵機，六部織毛巾的木機，學校原來的計劃是由工作部生產成品，向市場出售來維持。可是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有技術，其他的人是學生，不會做，所以人不敷出，工作人員經常領不到工資。這時，大釗同志又看到了我的困難，在那個學校未關門以前，他每月都給我十塊洋錢，每個月除去四塊洋錢的包伙食而外，其餘的要我買點副食品和日常需用的東西。大釗同志對我的無微不至的關心，使我深深地感動，我只要看見他，或者聽到他的聲音，我便感覺到溫暖，便會感覺到作什麼都有了信心。

　　由於種種原因，平民女校不幸關門了。我又飄零無依，感到前途茫茫的時候，大釗同志等要到西湖去開第二屆「少年中國學會」年會，我懷著不愉快的心情去送行。送上車廂，車快要開了，我正想跳下，李大釗同志等又把我攔住，由大釗同志親手給我臨時補了一張車票，把我帶到西湖去。原來他們不放心我單獨一個人留在上海。

　　他們到西湖以後，都住在湖濱旅館，利用所有的遊覽風景區，作為臨時會場，他們今天在這兒明天在那兒地經常變更會址。大會由大釗同志主持開會。在開會的中間，大釗同志又和陳愚生、鄧中夏、惲代英等同志秘密商量預備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需用的文件，如共產黨代表大會宣言草案，共產黨的綱領政策等草案，推定由惲代英同志起草，然後由他們共同修改。

　　他們由杭州開會回來以後，就積極籌備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為了工作方便起見，他們商量好了把我交給鄧中夏同志，由他帶我到南京去考大學。從這以後我就沒有再見到過大釗同志了，但是我經常想念他。

　　1927年大革命失敗了。在那個不幸之年的4月28日，我們由西安出潼關，去參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會師中原的戰役。在這次戰爭中，我在洛陽前線傷了左腿，被護送到鄭州醫院裡去醫治。剛到醫院不久，當時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同志就匆忙地，緊張地跑到了我的病床跟前，他急得滿頭大汗地對我說：「糟了，糟了，糟了，不好了，李大釗同志他們在北平給反動軍閥張作霖用絞刑絞死了呀！」他一面語無倫次地說著，氣得嘴唇直發抖，一面抖抖戰戰地從他的手裡把一張報紙打開來指給我看：果然，在第一版上滿載著李大釗等同志的照片和被迫害經過的消息。這個噩耗頓時像晴天霹靂一樣地震動著我的心靈，我們大家都不約而同地似乎喉頭上塞滿了什麼東西似地說不出話來了。我因為過分緊張的緣故，連我的傷口也麻痹起來暫時不感覺到疼痛了。我們的滾滾熱淚，像高山的清泉一樣不斷地奔流。我們的心情充滿著悲憤，痛悼著被反革命的魔掌奪去了寶貴的生命的我們親愛的導師——大釗同志。

　　三十年的日子過去了，在這漫長的日子裡，黨堅持了革命鬥爭，終於取得了今天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大釗同志的理想在中國實現了。在這樣幸福的日子裡，我們應該永遠記住那些為祖國的解放事業而獻出了自己寶貴生命的先烈們。在大釗同志蒙難三十周年的時候，我們青年一代應該更好地學習他為革命事業奮不顧身的精神，把他作為自己奮鬥、學習的榜樣，更好地來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

　　原載《中國青年報》195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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