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鳳凰(18)_秦德君

一八

　　寬闊的長江江面上，船兒逆水而上。我受盡折磨的靈魂與身體都奄奄一息，沿途屢屢昏迷與休克，不得不上岸在武漢、宜昌、萬縣住進醫院。在萬縣，路費耗盡了，好在那裡離我家忠縣只有280裡水路，侄兒由陸路回家要錢來接我。我到家已是秋涼時節了。

　　我離家已12年。這次，不是榮歸故里，而是窮途未路回家了。當家做主的二嫂子不歡迎，牙尖嘴利的，逼我立刻走人。媽媽看到我太瘦弱，忙著給我煎銀耳，還要把省下來的一筆錢寄到上海，接女婿茅盾來家見見面，然後再叫我們倆一道回上海。媽媽說著說著把先我而到的茅盾寄來的兩封掛號信給我看，信裡有我和他最後分手時照的6寸照片。

　　二哥秦仲文大病初愈，為著二嫂對我不好，通宵與她爭吵，全家不得安寧，再加上有人在外揚言，說我是從蘇聯派回來搞「赤化」的，要迫害我。此人的根據是兩年前茅盾在東京和我起程去京都前曾給我媽媽寫信，說我和他一道到莫斯科去了。媽媽原來聯繫我讀過的小學，讓我去教書，免得我寂寞。現在情況危急，不得不把我裝扮成死人，黑夜裡用滑竿抬出城，放夜船，由二哥護送到豐都——傳說中的「鬼城」，我再「復活」，由鬼變人，乘汽艇赴重慶，住到姑媽家裡。她的兒子熊福田是「紅色律師」，對我來說很安全。

　　我的處境好比是「屋漏偏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走投無路，心力交瘁，病魔乘虛而入。先是腰疼得站不起來，繼而惡性瘧疾等多種疾病接踵而至。我的本家哥哥秦仲高特意把我接到他家養病。我不斷地發高燒，臥床不起，百般醫治無效，衣、衿、棺、槨均已準備齊全。後來秦仲高請來「松蓬」活佛，他用從西藏帶來的藥物，把我從死亡線上救活過來，這已是1934年10月了。

　　從前，茅盾三天兩頭給我寫信，表示惦記我的身體，一再重複他的誓言，四年之後團圓。我有時相信，有時又不相信，因為他是個孝子，事事都順從母親，自己做不得主。我也經常給他回信，但是從他的來信中，我發現他根本沒收到我的信。我知道，信被他的家人扣了，再也到不了他的手上了，便不再回信。我病重時，茅盾一連來了幾封信，本家嫂嫂秦仲高夫人替我回信，告知我已危在旦夕，他以後便只來過一封信，說是他已搬家，但並未寫明新的地址，從此杳無音信。

　　我一病四年，恍惚又是一世人了，回憶往事，肝腸寸斷。原先茅盾與我相約分別四年即團聚，如今四年已過，所謂「百年之好」，什麼「此生不愛第二人」，當初信誓旦旦，統統化為泡影。我憤而撕毀了分手時合影的6寸照片，燒毀了我四川以後他給我的一系列信件。他走他的陽關道吧，我還有自己的革命前程呢。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南京淪陷，蔣介石把重慶定為陪都。茅盾也輾轉來到重慶，從事進步文藝活動。不是冤家不聚頭，有幾次我同茅盾不期而遇。

　　1938年在重慶天官府7號，郭沫若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大門口，那天陰雨綿綿，我穿著玫瑰紅晴雨兩用衣正要進門，冷不防同正從裡面出來的茅盾撞個滿懷。他手裡拿著黑雨傘。我們不約而同地都站住了，彼此都不知說什麼好。我的喉頭梗塞住了，他低下頭去，不敢正眼看我。他還是那般消瘦，那般憔悴，我倒有些可憐他了。我想，他大概以為我早死了，現在居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他的驚詫和內疚可想而知。後來我對胡風說，看茅盾那副窮相，很想在經濟上幫他一把，但遭到胡風的激烈反對。他認為茅盾對不起我，不值得幫助。

　　又有一年為南社詩人柳亞子祝壽，也是在天官府街7號。滿滿四桌騷人雅士開懷暢飲，觥籌交錯。茅盾忽而站起來，毛遂自薦地代表壽翁巡迴敬酒。他原來坐在我背後一桌，同我背對背，這一轉身站起來，就和我面對面了，我坦然正視，恰巧他在習慣性地偷眼覷我。兩人目光相撞，他立刻把目光閃開了。唉，何不大方一點呢？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在上海為郭沫若祝壽，在郭家客廳酒宴上，同樣的情景又重演了一次。

　　1946年夏天，在上海花旗銀行大廳裡，為李公僕、聞一多追悼會開籌備會。因為忙女兒秋燕去解放區的事，我已四個夜晚沒有休息，困倦極了。在主持人宣佈開會前一會兒，我把頭歪靠在手提皮包上幾乎睡著了。茅盾遲到，是最後一個人場的人。他一進來就挨個握手。他來到我跟前，伸出手來。我心裡有氣，假裝睡著，沒答理他。四座愕然。散會後，就有人議論，說什麼「秦小姐好驕傲啊！茅盾走到她跟前，她竟然刮茅盾的鬍子——不理睬！」

　　解放戰爭時期，我在党的領導下，在上海從事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不幸被捕。敵人嚴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電刑，我都沒有屈服，沒有出賣同志，保守了黨的秘密，敵人一無所獲。1949年5月，在國民黨的法庭上，我被判處死刑。在行刑的前夕，解放軍進軍神速，把我從敵人屠刀下解救出來。但是許多朋友都以為我已經犧牲了。

　　四　餘波陣陣

　　1949年8月，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我住在北京飯店二樓17號房間。有一天清晨，我到陽臺上活動鍛煉，忽然發現三樓的陽臺上有人。我仔細一看，茅盾！他雙手扶著欄杆，笑吟吟地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原來他就住在我的頭頂上。我當時百感交集，難以自持，轉身回到房裡，久久不能平靜。可是就在籌備會議期間，有一天會上突然宣佈我是叛徒，在國民黨監獄中有出賣組織的行為，說是上海公安局來的材料。同時宣佈撤銷我的第一屆政協籌備委員資格，令我接受審查。我奮起抗辯，向統戰部申述。許多人不瞭解情況，對我立刻變得冷冷的了。這時，陽臺上再也看不見茅盾含情脈脈的笑臉了，連背影也看不見了。電梯裡上上下下，儘管有時我和他面對面，肩並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也許是他膽小，怕沾邊惹上麻煩吧。

　　1950年，組織上給我作出「沒有出賣組織」的正式結論，安排我在教育部工作，並且從第二屆政協開始，一直到第七屆，我都是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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