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鳳凰(16)_秦德君

一六

　　但是，長久住在人家家裡，未免太打攪了，必須另找房子住。巧得很，從上海去京都政治避難的紅色青年高爾松夫婦、弟弟高爾柏夫婦、周範文夫婦、帝國大學的留學生漆湘衡夫婦、袁文彰等，在楊賢江家附近，早就租住著一排平房，可住七戶人家。每戶三間，其中兩間六鋪席，一間三鋪席，加上一間廁所，一個廚房，有煤氣設備。第四套房子正好空著。我們就搬進去租住了。我思前想後，進退維谷，只好放下心來，好生護理茅盾的「疾病」，只有他的病好了，我們才能去蘇聯。但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一場黃粱夢罷了。

　　這些青年人大都靠賣文稿度日，對茅盾很是歡迎，因為凡經他介紹寄出的稿子，上海出版商沒有不用的，而且保證千字四元，提前支付。由於他們的稿子一般是由茅盾同時寄出的，所以稿費往往也同時收到。收到稿費時，大家常常集體出遊。春天到郊外賞櫻花，秋天到崗山摘紅葉，去寶塚看歌舞，赴奈良登三笠山，臨猿澤池。奈良的神鹿頗有我們中國峨嵋山上猴子的風度，與遊人同樂，我還以花生米喂它。茅盾用相機把這個場面拍下來了。他每次出遊都帶相機，興致勃勃到處拍照，沒有一絲病容，但是他為什麼總說自己有病呢？我不明白，也沒多想，那時沉浸在幸福與歡樂之中。我們的住房雖然簡陋，而門前道旁便是櫻花，盛開的季節，如雲似霞，我和茅盾在寫作學習之餘，攜手並肩散步在花下，共敘衷情，含情脈脈的目光對流，但願天長地久，地久天長，生活的道路似櫻花般燦爛，兩人相親相愛，永不分離。茅盾向我表達的真摯的情和愛，使我的心亦如櫻花般怒放。

　　有一回，我們乘坐高空電車，不料電車半途發生故障，懸掛在空中不進不退，乘客們驚慌起來。可這時，茅盾露出一張充滿激情的笑臉，緊握我的手，湊近我的耳朵說：「阿姐，就這樣掉下深谷裡去解決了，夠幸福的啊！」他那樣誠摯地說出同我一道去死就是幸福，這是個什麼樣的幸福呢？難道一同活著就不幸福了嗎？他是否有什麼不能對我說明的隱情呢？我一時想不清楚。

　　平常的日子裡，我們集體吃飯，由高爾柏的夫人唐潤英和我做飯。我倆一起採購，她洗菜切菜，我掌勺，每日三餐，起早貪黑。但我主要精力放在茅盾身上，照料他的病體，替他抄稿，為他提供寫作素材。

　　這一時期，茅盾心情仍然有些鬱悶。他說沒有想到《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在文壇上引起軒然大波，需要寫一部更新的小說來扭轉輿論，只是苦於沒有題材，愁煞人啊！為撫慰他苦悶的心靈，我搜腸刮臉把友人胡蘭畦的經歷在腦子裡過了一遍說，從「五四」浪潮裡湧現出來的青年，反抗舊勢力，追求光明，有許多動人的故事，是很美妙的素材。接著我便把她抗婚出逃，參加革命的事情述說了一番。茅盾大感興趣，決定以胡蘭畦為模特兒，再加上其他素材，集中精力動手寫一部長篇。他並沒有見過《虹》裡面的女主角梅女士的原型胡蘭畦，由重慶出巫峽的山山水水，以及成都、滬州的風貌，他也沒見過，我盡可能具體詳細地對他描述。他每寫好一部分，便由我抄稿，同時順手把有關人物的語言，改成四川話。茅盾盤腿坐在室內的草席上就著小炕桌奮筆疾書，後來才換成高一些的長條方桌坐著寫。小說終於寫成了，《虹》這個名字是我起的。四川的氣象常有彩虹，既有妖氣，又有迷人的魔力。順便說一句，《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合而為《蝕》的名稱，也是我提出的。我說，幻滅之感，如日月之蝕，是暫時現象，也是必然現象。茅盾非常讚美我提的名稱，頻頻點頭，溫柔地結結巴巴地說：「啊、啊、啊，我的好阿姐啊！在這個世界上，惟有我的阿姐好啊！」

　　《虹》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的《小說月報》上連載，轟動一時。後又出了單行本，銷路很廣。但是原來計劃寫的《虹》，只寫了一半，還準備寫下一半，後因人事滄桑，沒能完成。

　　楊賢江和高氏兄弟等人雖是以賣文為生，但多是搞翻譯，也不翻譯文學作品，都不是茅盾在文學上的知音。茅盾情切切地想要把我培養成他文學上的知己，經常和我談論什麼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說個沒完沒了。染於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我也被薰染得學習日文，以日本的普羅小說為教材，邊學邊譯成中文，經茅盾的手寄到上海《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文學週報》上發表，秦覺、辛夷就是我的筆名。把日本文學作品介紹給中國的廣大讀者，我認為這很有意義。茅盾還說我有當作家的天才，只要把我的經歷組織起來，串聯起來，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學作品。儘管當時上海文壇正在批判茅盾的三部曲，他卻要我寫一篇吹捧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章秋柳的文章，我對他的三部曲並不熟悉，不願寫，但經不住他再三請求，勉強寫了，經茅盾加工以後，由他寄給上海《小說月報》，發表了，用的筆名是「辛夷」。梅蘭芳獲得美國「文學博士」頭銜以後，上海《文學週報》曾出專刊罵他。茅盾非要我也寫一篇，我對梅蘭芳的事並不感興趣，也是因為茅盾沒完沒了地動員，只得言不由衷地給梅博士一頓批評。

　　我和茅盾寫稿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賺取稿費過日子。那時，茅盾的稿費有一部分還要養家，我由國內帶來的原準備赴蘇聯用的錢也花得差不多了。

　　這時，我懷了茅盾的第一個孩子。因為貧窮，還因為我仍想去蘇聯，有孩子便是個累贅，我們決定做人工流產。茅盾說他對日本社會不熟悉，叫我回國去做。他把我護送到神戶，我由那兒搭船到上海。先住到他母親的隔壁，向葉聖陶取了一筆稿費作為住院費。葉夫人胡墨林熱情地給我縫製了一些衣服。茅盾又寫信委託已回上海的吳庶五陪我到四川路「福民醫院」，找日籍醫生「板板」做人工流產手術。我眼睜睜地看著醫生把我遠涉重洋，專程來請他屠殺的我的心肝兒子的屍體，泡在玻璃瓶裡做標本，然後含著灑不盡的傷心淚，隻身回到日本。在海輪上，遇到張光人（胡風）和朱企霞夫婦，他們和我是在南京相識的。茅盾到神戶來接我，我給他介紹了張光人，他們就這樣交上了朋友，那是1929年9月。1930年8月在上海，茅盾把我們倆分手前在上海合照的6寸紀念照片送給胡風保存，惟恐放在自己手裡被人毀掉。1966年5月，十年浩劫開始了，胡風由秦城監獄轉移到成都，路過北京，把照片轉送給我。相隔36年了，感謝老友在長年的憂患中還保留這樣一件尋不著、買不到的「歷史文物」，真是彌足珍貴！

　　我和茅盾回到京都高原町，異國現實不容許我將息調養。我們雇不起下女，事事仍靠我操勞，身心疲憊，不堪言狀。茅盾也深感內疚，熱淚長流。他雖然也想減輕我的家務，但長期以來，只知讀書寫作，別的全然不會。有一次，他動手打開一個罐頭，把手劃傷了，他就驚惶失措地抱著頭直喊：「我頭昏了，不得了，不得了啦！」只好仍由我來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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