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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魯迅故居,沫若又訪問了書畫家徐渭故居——青藤書屋。這古色古香的小屋前相傳為徐渭手植的青藤,以及藤邊的天池,無不引起詩人的遐想幽思。此間庫藏的徐渭書畫珍品,更使沫若歎為觀止,不忍離去。當然,沫若也沒忘了前往陸遊因婚姻失意而題寫《釵頭鳳》的沈園一遊。

  轉眼已過半月,沫若于十一月初泛舟武夷九曲溪進入福建境內。武夷山一帶的「崖崖壑壑競仙姿」使他迷醉。這一段路皆舍車乘舟,為的是想體驗鄭成功當年由水路行軍的滋味,當然鄭成功是在海上行舟,顛簸一定更加劇烈。至福州小憩後,沫若即乘汽車途經莆田、泉州赴廈門。在泉州時參觀了開元寺,寺內大殿中有鐵香爐一座,重千斤,為鄭成功之父鄭芝龍所獻。遺憾的是,五裡橋頭附近鄭芝龍舊邸已無蹤跡可尋。

  到達廈門之後,下榻鼓浪嶼。沫若對這個美麗的島嶼充滿了興味。第二天就急不可耐地參觀了鄭成功紀念館,他聚精會神地觀看了每一件陳列品,由於有的畫掛在牆上,看不清上面題的字跡,他便討來了靠背椅,借助人們的扶持,站在椅子上仔細地辨認、琢磨。一位工作人員拿來了一塊古銀幣,據漳州民間傳說稱它為「鄭成功大元」,可是因為缺乏考證,所以不敢貿然將銀幣公開展出。沫若拿在手中反復鑒賞,只見正面鑄有「漳州軍餉」四字,下方有一花押,後背有「十足鈫銀」的字樣。但這花押系由何字組成,當時他辨認的結果,認為是「成功」二字。這天晚上,他為銀幣上的花押頗費思忖,久久不能入眠。

  日光岩就在鼓浪嶼上,上面築有鄭成功練兵的水操台,為要攀上頂點,沫若汗流浹背,脫剩一件襯衣,仍不畏艱險地拼命往上爬。登上日光岩,他在鄭成功留下的屯兵遺址等古跡畔仔細考察了一番,好象親眼看到了「國姓爺」率領數萬將士,山呼海嘯般操練的壯景。

  訪問廈門大學時,沫若與文史方面的教師一起座談了有關鄭成功研究的問題。他肯定鄭成功收復臺灣是中華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一個壯舉,說:「如果把它寫進劇本,照我想,其情節之生動,氣魄之宏大,當不亞於《甲午海戰》。」會上討論到「鄭成功大元」,陳文松副教授端詳了摹本,比劃了一下,說道:「郭老,那花押應該是『朱成功』三字的合書。……」沫若聽了,欣喜若狂,一迭聲說:「對!對!有道理,有道理!」他馬上起身走過去與陳文鬆緊緊握手,對他的大膽創見表示感謝和讚美,並把他的姓名記在本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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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楊雲:《日光岩下的懷念》,見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郭沫若閩遊詩集》;朱海諦:《郭老訪問廈門大學》,《福建文藝》1979年第4、5期合刊。

  以後的幾天中,沫若上過炮艦,訪問了守衛海疆的戰士;到過雲頂岩哨所,大小金門島在望遠鏡下就如同在眼前,怎不叫沫若格外為一海之隔的同胞們揪心?半個月的廈門之行,給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豐碩的收穫。「鄭成功大元」引起了他強烈的探索興趣,後來路過上海和回到北京後,他還千方百計去找有關資料進一步鑽研,並與有關人員共同探討,終於寫成長篇論文《由鄭成功銀幣的發現說到鄭氏經濟政策的轉變》,並據此將中國自鑄銀幣的歷史向前推進了近兩百年。這是創作電影劇本的副產品,為一大意外收穫。

  廈門之行更激發起沫若出外參觀訪問和調查研究的興致,一九六三年他又偕同立群去廣西桂林、柳州、陽朔等一帶,寫成詩詞《廣西紀遊二十六首》;再一九六四年,他又去訪浙江天臺、雁蕩山、溫州、金華、南湖等地,賦得詩詞若干首;接著又與立群一起游黃山,作《黃山之歌》等,夏天又遊覽了廣州白雲山,詩亦沒有少作。總之,每次出門,沫若都有詩詞滿載而歸。

  不料沫若游黃山的詩竟引起了老舍的極大興趣,他也游過黃山,寫了八首詩,特用大信封裝起來,一天上午請人送給沫若去看。沫若讀了讚不絕口,連立群喊他吃午飯都全然沒聽見。下午外出開會時,他懷裡還揣著老舍的詩,時時回味詩中的佳句,因此會議一結束,便立即驅車前往老舍家。過去在重慶時兩家人家一度往來甚密,現在彼此公務多,一年見不上幾次面。今天令老舍、胡絜青夫婦想不到的是,沫若會冒著大雨來造訪。主人趕忙迎客進屋,端上熱茶。沫若說:「您的黃山詩寫得太好了,拜讀以後簡直令人拍案叫絕,尤其《黃山奇》一首。我更喜歡。」說著,便掏出詩稿,用他那略帶川腔的普通話高聲朗讀了起來:

  人間多少佳山水,獨許黃山勝太華。
  雲海橫空潮海浪,天峰絕頂落松花。
  千重煙樹蟬聲翠,薄暮晴嵐鳥語霞。
  怪石飛泉詩境裡,溪頭吟罷飲丹砂。

  老舍十分感動,謙遜地說:「郭老,您是革命老詩家,我這幾句歪詩實在不值得您如此誇獎。您的《游黃山》、《黃山之歌》才是真正的詩哩,就拿《黃山即景》一首說吧——」他用道地的北京話朗誦道:

  松從岩上出,峰向霧中消。
  峭壁苔衣白,雲奔山欲搖。

  沫若笑道:「小玩意兒。」老舍誠懇地說:「就這四句,也比我的立意高,構思精巧。」沫若頻頻搖首,他重又展開老舍歌詠黃山的詩稿,微笑著說:「我要請您在這上面簽名蓋章,以志紀念。」老舍爽快地答應了,胡絜青連忙取來圖章、印泥,老舍認認真真地蓋了章,然後雙手奉還沫若。待到沫若返回家中,正在飲酒剝食立群為他準備的清水螃蟹時,又收到了老舍遣人送來的一首詩,後面落款是「詩謝郭老秋雨中來訪」。詩助酒興,這天沫若雖獨酌,卻仿佛在與老舍對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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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文璧等:《詩情與友誼》,1982年3月3日《解放日報》。

  這期間,沫若很少發表關於文學藝術的談話和文章,然而關於評介毛澤東詩詞的文字,他卻寫了不少,從一九六二年五月開始發表《喜讀毛主席〈詞六首〉》,一九六四年以後,差不多每有毛澤東詩詞發表,他都要寫詮釋和讚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這方面他有說不完的話,甚至他還撰寫了《毛主席詩詞集句對聯二十六副》。鑒於毛澤東於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六月關於文學藝術問題先後作了兩次批示,說:「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並批評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毛主席的話總該是對的吧,但作為全國文聯主席的沫若,他對毛主席所說的並不怎麼理解,覺得很難講什麼話。可是「黨喇叭」突然悶聲不響,恐怕也會引起別人注意,因此借助毛澤東詩詞做做文章,既盡了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責任,又比寫其他任何文章都穩當,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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