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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


  在執筆撰寫的數天中,沫若承受了多麼辛酸的心理負擔!二十二年前的一幕幕又歷歷浮現在眼前,忘卻了時間的距離、空間的距離,沫若重又置身於那熟悉的江戶川畔的小屋裡,撫摸著四子志鴻胖乎乎的小臉頰和長女淑瑀濃密的秀髮,經受著心兒被撕碎的沉重的痛楚。……淚水點點滴滴,無聲地浸透了案頭的稿紙,「一步一遠呵足難移,魂消影絕呵恩愛遺」的字跡在化開,化開,透過積聚的「詛譚」中飄浮起的晶瑩閃光的詩句,沫若又照見自己緊緊摟抱孩兒和默默與他們吻別的身影。……一隻爆滿了青筋、強勁而蒼老的手在飛舞飛舞,迅速地在淚痕模糊的稿紙上落下了如下的筆跡:「文姬忽然昂頭,怒目四向盤旋,放聲大呼:『天呵,你是有眼睛的嗎?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嗎?你為什麼這樣折磨我們?』」文姬肝腸欲斷的每一句囑託,都促動著沫若的心血奔湧;文姬呼天搶地的每一聲抽泣,都激起了沫若的思潮澎湃;文姬回歸漢朝的每一個步履,都牽引得沫若的心兒生疼。文姬啊,文姬,你就是沫若,你就是我自己!沫若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還從未象現在這樣,是以全部的心血來寫《蔡文姬》。創作的活力又一次似火山般的爆發了,沫若為此欣喜萬分。是的,我不老,我並不老,我還沒有老!寫吧,快寫,快寫!日以繼夜地寫,夜以繼日地寫,必須按老樣子,幾天內拿出一個劇本來。七天以後,當沫若捧著題有《蔡文姬》劇名的厚厚的一疊稿紙時,他又一次體驗了母親抱著初生嬰兒般的幸福與驕傲的感情。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沫若在北京的寓所裡為《蔡文姬》的創作,接見了《戲劇報》的記者。屋脊上還堆積著瑞雪,他帶著從南方拈來的滿身花香,臉上不時泛起沉思的微笑,除了介紹《蔡文姬》創作、修改和準備上演的情況外,還就歷史劇創作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創作歷史劇應當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運用浪漫主義的手法。我們總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追求歷史真實,實事求是,然後進行加工,想像和誇大。」「創作歷史劇,要求作者對待歷史有準確的評價。」記者還要求他談談人民內部矛盾能不能寫成悲劇,對這個問題沫若有自己特別的看法,他認為:「敵我矛盾可以產生大悲劇,但人民內部矛盾產生不出大悲劇。只有在歷史轉換期,新舊力量交替的鬥爭中,才往往產生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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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青:《郭沫若同志談〈蔡文姬〉的創作》

  除了這次的接見外,這一年的一二月間沫若頻頻發表自己對戲劇、詩歌創作以及創作方法等問題的看法。生活向文學創作提出了很多新的課題,沫若在思考,在探索……。自從毛澤東提出「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以後,各界人士十分關注。沫若就這一創作方法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關係,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的文學傳統,作品如何表現人民內部矛盾,在表現這矛盾時怎樣運用「兩結合」創作方法等問題,對《人民文學》編者談了自己的見解。在貫徹總路線、成立人民公社後所謂「大躍進」的形勢下產生的新民歌,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沫若又就當前詩歌創作中的主要問題答《詩刊》社問,他認為「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歌謠——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會發展的,它的精神會成為主流,同時他也充分肯定「五四」以來的新詩是有貢獻的。重要的是不論民歌、新詩、舊詩詞,內容都必須表現今天的時代精神。接著沫若又在中國戲劇家協會組織的座談會上,發表了《話劇要增加些浪漫主義》的講話。

  在這次座談會上,沫若欣喜地會見了一直共同戰鬥在戲劇戰線上的老同志田漢、夏衍、歐陽予倩、李伯釗等。記得去年五月沫若讀完了田漢新寫的劇本《關漢卿》之後,曾激動得立即提筆給老友寫信,讚美劇本「寫得很成功。關漢卿有知,他一定會感激您」。並說田漢「今年六十,《關漢卿》是很好的自壽」。沫若還對劇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田漢為此興奮不已,隨即給沫若寫了覆信。兩人雖生活在同一城市,由於各忙各的,見面機會倒不及過去多了,這次晤談分外高興。同時也使沫若聯想起十多天前,他在上海也曾約見了十幾位搞戲劇的同志,其中的于伶,當年在重慶一度過從甚密,常交流創作歷史劇的經驗、體會。一九四七年黨組織曾指定於伶護送沫若離滬去香港,最後因他患了重病才改派別人。一九五五年以後於伶因患慢性肝炎,不得不長期住院治療。這次有機會與老友重聚,沫若便應於伶要求在他帶來的精裝本《沫若文集》第一卷上簽了名,寫了「於伶指正」,於伶表示不敢當,沫若又特意加上了「我特別希望你不客氣地指正」兩行字。兩雙大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多少往昔共同戰鬥的場面重又浮現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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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關漢卿〉的通信》,《劇本》1958年第6期。
  於伶:《懷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藝》1978年7月號。

  《蔡文姬》的初稿完成後,沫若將它帶到上海修改了一遍,回北京以後又繼續潤色。因為初稿是在廣州寫成的,故應《羊城晚報》索求,連載於四月八日至二十日的晚報上。五月一日,在勞動人民普天同慶的節日裡,沫若改定於北京,並為該劇寫了序。同月《蔡文姬》就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開始趕排這齣戲。沫若知道由焦菊隱執導,由朱琳飾蔡文姬,刁光覃飾曹操,這麼強大的演出陣容使他大為振奮。在一個多月的排練過程中,沫若還親自去劇院為演員們作報告,談劇本的主題、構思及自己對人物的認識,他也虛心聽取導演和演員們對劇本的意見:他們說劇名既是《蔡文姬》,就應以文姬這個人物為主,著重表現這樣一位命運坎坷、多才多藝女子在由亂入治年代的悲歡離合,並建議將劇中有些對曹操過分頌揚的詞句,包括文姬最後創作的《賀聖朝》都作一些刪削、修改。沫若覺得同志們說得很有道理,但因去斯德哥爾摩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特別會議,自己未及修改,就聽便劇院的同志們處理。回國後,他聽說除了劇本有些詞句被刪掉以外,已由老友田漢將《賀聖朝》一詩全部作了修改。細讀修改後的詩句,對老友的才氣和情誼不由得產生衷心的欽佩、感激之情,於是寫信給劇院說:「壽昌改得好,不僅更富有詩意,而且和全劇情調更合拍。」為了求得與全劇的筆調更加統一,他又在字句上作了一些調整,並將詩題改為《重睹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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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歐陽山尊:《從〈賀聖朝〉到〈重睹芳華〉》,1959年5月24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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