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89)_學達書庫

八九

　　朋友們都為沫若能去蘇聯而高興。在中蘇文協為歡迎蘇聯新任駐華大使暨慶祝蘇聯紅軍勝利舉行的雞尾酒會上，沫若竟成了大家談話的中心，宋慶齡和邵力子一再和他乾杯，預祝他順利完成訪蘇使命。邀宴、歡送活動更是應接不暇，臨行前一天下午，中蘇文協、全國文協和全國劇協聯合舉行歡送會，沫若含淚答謝朋友們的盛情、厚誼和囑託，說：「中國人民和諸位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好比是我的君，我實是一個『差使』而已，但願能夠『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好了。」

　　六月九日，沫若由費德林、安南略、戈寶權、於立群等人送往九龍坡機場，國民黨人員不但莫名其妙地一一調查了送行者的姓名，而且硬要沫若去外事局補辦什麼出境許可證，這顯然是有意糾纏和刁難。一直折騰到飛機起飛前幾分鐘，沫若才獲准登機，匆匆與立群等人握別。他乘坐的是美國軍用飛機，離開重慶後，轉道印度、伊朗，途中幾經勾留，二十五日才到達莫斯科，紀念大會已經開了十天，地點也轉移到列格勒去了。這真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然而無可奈何，誰叫中國的科學技術這樣落後，要仰仗別國的交通工具往來，就連做客也做不到別人那樣稱心如意，沫若心中實在有說不出的辛辣味。好在終於趕到了目的地莫斯科，平常只能在照片和電影裡看見的紅場，現在是如此真切地展現在面前，克里姆林宮高聳的尖塔，塔頂上的紅星在夜晚閃耀著歡樂的色彩，好象一個巨人在以勝利者的姿態迎接著賓客。沫若幸福地下榻紅場附近的國家飯店。

　　第二天，沫若即由蘇聯外交部齊赫文斯基陪同飛往列格勒。號稱蘇聯第二大城的列格勒，坐落在涅瓦河三角洲上。這是一座英雄城市，沫若參觀市容，已看不出戰痕，外表上顯得異常肅靜，似乎當初破壞得並不厲害。但這一切，是不知流了多少人的鮮血換來的。德寇曾圍困兩年，市民緊緊配合紅軍衛城，傷亡慘重，據說單餓死的就有十七萬餘人。就在這樣艱難的時刻，科學家們研究出了在拉多加湖結冰期保證汽車安全運輸的辦法，這是蘇聯的先進科學技術戰勝野蠻法西斯的一個寶貴實例。跑到近郊看看，普爾科夫山是當年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山上的天文臺已被完全摧毀了，大小彈坑比比皆是。沫若覺得這裡的山川草木和祖國的江南一帶相仿佛，象這樣激烈戰鬥的地方在江南也不少，可是至今八年了，日寇還沒有被趕走，同胞們還在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因此他在欽佩蘇聯紅軍和人民的同時，痛恨國民黨政府不把槍口對內改成槍口對外。

　　列格勒市長宴請蘇聯和各國兩千專家和學者，地點在斯莫爾尼宮，即十月革命時列寧指揮作戰的地方。在賓主雲集的廳中，沫若第一次見到蘇聯科學院東方學院院長司徒魯威，這是一位研究奴隸制的專家，他對沫若說：「中國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霧裡面，經過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霧掃清了；我們很高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沒有一個民族成為例外。」沫若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對古代社會史的研究成果，差不多全被他所通曉，這更增加了對他的敬意。承蒙司徒魯威的邀請，沫若出席了東方學院學術討論會，主席在開幕詞中特別介紹了他。會議中間沫若作了臨時發言，說自己是抱著唐僧上西天取經的精神到蘇聯來的，蘇聯學者在研究學問上所具有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縝密審慎的方法，他將要帶回中國去。

　　六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國家飯店，丁西林剛從國內趕到，沫若與他同住一室。次日，出席克里姆林宮夜宴。走進白色大理石的殿堂，金碧輝煌，酒肴果品極為豐盛。一會兒，斯大林（1879—1953）、莫洛托夫、布爾加寧（1875—1946）等党和國家領導人亦入席。斯大林穿著灰色元帥服，鬚髮都已灰白，沉著而嚴肅。望著這位領導蘇聯人民打垮了法西斯德國的英雄元帥，望著日夜嚮往有朝一日能謁見的中國人民的尊貴朋友，沫若感到無以名狀的幸福與激動。當晚由莫洛托夫擔任主席。講話、乾杯、觀賞節目穿插進行，但斯大林卻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沫若覺得難能可貴，一位偉大領袖倒不在乎每次宴請賓客都要發表一通演說，誠信已孚，思想已移諸實踐，不說話比說話還要偉大。最後一個節目是紅軍舞，演出時間最長，演員們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靈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歡樂裡去了，充分體現了蘇聯紅軍蓋世無雙的英雄氣概。特別令人感動的是，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一直陪坐到席散，已是子夜時分。

　　許多單位熱情邀請沫若作報告。七月五日，去歷史研究所講《戰時中國的歷史研究》，由齊赫文斯基翻譯。沫若主要談了抗戰以來的中國歷史研究：通史的醞釀，古代社會的爭辯，歷代農民革命運動的考察，封建制長期停滯原因的探討。聽眾頗感興趣，後又應邀往對外文協作了同一報告。第二天，外文出版部邀約談話，沫若即以《戰時中國的文藝活動》為題，作了介紹。後來也應對外文協之邀，將同一報告又作了一次，並高興地將講話原稿留下作為紀念。此外，還去東方大學講了《中國文學的兩條路線》，實際上這是沫若想寫的一部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提要。

　　沫若滿心歡喜紀念大會為來賓們安排的參觀活動。列寧博物館給他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一代偉人的生平事蹟具象化了，沫若不但得以親眼目睹實物、照片和模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列寧的手稿，聽見了列寧的聲音，甚至感受到了列寧的呼吸。從那件一九一八年遇刺時穿的黑色大衣，在左臂和左肩間留下的彈洞，仿佛可以瞧見他的傷口。瞻仰列寧一九二四年逝世時，在一片紅旗簇擁中的遺容，更令人熱淚噴湧。沫若默默地拿起紀念冊，慢慢地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一代的偉人，
　　無產階級的父親，
　　全人類新歷史的開創者，
　　你的遺像永遠如生。
　　人民的歡樂，將和你的
　　勳業，永遠長存。

　　沫若還先後參觀了萊蒙托夫和奧斯特洛夫斯基兩位作家的博物館。萊蒙托夫因為在弔唁普希金的一首詩中，痛駡反動統治階級為「天才與自由的劊子手」，以致被流放到高加索；一年後返回彼得堡，不久又因與法國公使的兒子決鬥，再次發配至原地。沙皇政府更唆使流氓藉口《當代英雄》揭露了他的陰私，而要求與萊蒙托夫決鬥，終於對年輕的詩人下了毒手。面對詩人的光輝業績，沫若油然起敬；而專制魔王扼殺天才、摧殘文化的罪行，又令人髮指。沫若來到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蒙館長、奧氏夫人特殊照顧，讓他坐在丈夫生前接待朋友的沙發上，聽她訴述英雄戰鬥的一生。在人民革命風暴中誕生、成長起來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儘管雙目失明，癱瘓在床，黨和政府還是千方百計鼓勵、支持他發出了最大的光和熱。兩位作家的博物館所陳列的一切，形成了兩種社會制度的鮮明對照：一是唯恐文藝家生生不息，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一是用盡各種方法，要使文藝家多活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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