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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遠在邊區的毛澤東讀了《甲申三百年祭》,立即給予熱情的肯定。四月十二日,他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的《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中,特別說明「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同月十八、十九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了沫若的文章,並加編者按,對以《中央日報》為首發起的「圍剿」進行了反擊,說「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歷史價值而已」。隨即將該文作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軍委總政治部在印發此書時發出聯合通知,強調這部著作「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党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的學習態度,萬萬不可衝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不久,林伯渠從延安來到重慶,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了沫若。八月下旬,沫若又收到了周恩來從延安托專人帶來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單行本。他一面回味領袖含義深長的話語,一面摩挲邊區人民用淡藍色馬蘭紙印的《甲申三百年祭》,心中充滿了陽光,既感覺欣慰,又受到了鼓舞:自己的文章符合黨和人民的需要,這可是最大的榮耀。當天晚上,他就給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其他許多在延安的朋在此期間,與林伯渠同道來山城的何其芳(1912—1977)和劉白羽,他們負有向大後方進步文化界人士詳細傳達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任務。按照周恩來的囑咐,他們先徵求了沫若的意見,然後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天官府四號正式召開座談會,由沫若出面主持,請何其芳和劉白羽講話。劉白羽先說:「毛主席的講話,根本是兩點,一點是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另一點是怎樣服務的問題……」他把講話內容概括地講了一遍,接著由何其芳介紹了延安文藝界討論講話的情況。沫若始終把手裹在耳朵背後,以此助聽,生怕遺漏了什麼。他的臉上時時流露出驚奇的深思和喜悅的笑容,尤其對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者必須到工農兵中去的這一論斷,更加擊節讚賞,表示無條件擁護《講話》精神,一定要堅決貫徹執行。那天,于立群特意用周恩來托人從延安捎來的小米和紅棗,煮了一大鍋稠稠的粥招待大家,每人一碗,黃澄澄、紅豔豔、熱呼呼、香噴噴、甜蜜蜜……。沫若與朋友們一面吃,一面回味何、劉二人的講話內容,好象自己也到了延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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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劉白羽:《雷電頌》,《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臧雲遠:《在重慶學習毛主席〈講話〉》,見重慶出版社1983年8月版《作家在重慶》。

  時令已是冬天,可是冬天裡也有春天。十一月十一日晚,沫若在天官府七號設宴為剛從桂林抵渝的柳亞子洗塵,適逢周恩來由延安飛回重慶,他亦趕來參加。出席的尚有王若飛和他的舅父黃齊生(1879—1946)以及沈鈞儒等人。席間恩來暢談延安近況,件件消息振奮人心,賓主興奮得又痛哭,又狂歡,飯後還到對面四號沫若家裡去唱秧歌、扭秧歌舞,從來不跳舞的沫若也跟著恩來扭起了秧歌,小小「蝸廬」春意盎然。沫若有詩記其事:

  頓覺蝸廬海樣寬,松蒼柏翠傲冬寒。
  詩盟南社珠盤在,瀾挽橫流砥柱看。
  秉炬人歸從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罷秧歌醉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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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玄黃·民主運動中的二三事》
  《汐集·雙十一》

  更使沫若喜出望外的是,十二月間收到了毛澤東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親筆覆信,其中寫道: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

  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的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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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1979年1月1日《人民日報》。

  見信如見人,十多年前與毛澤東在黃鶴樓分手時的情景重又浮現在眼前。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偃旗息鼓,到如今抗日戰爭勝利在望,他倆天各一方,但彼此的心永遠是相通的,怎不嚮往著能再重新見面呢!沫若讀信後也深感以天國春秋為題,好好寫一寫太平軍的經驗,確是有益的嘗試,理當遵命,但目下資料奇缺,爭取有朝一日能如願以償親手呈獻故人。還是主席說得對,比起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來,此次抗日戰爭應該算是成熟了的,看來勝利的曙光就在前頭。

  毛澤東在信中還說「恩來同志到後,此間近情當已獲悉」。是的,沫若獲悉的不僅僅是延安的近況,更重要的是瞭解到黨中央的最新戰略部署:國統區的民主運動以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組織聯合政府為中心口號。近年來,國民黨政府迫于廣大人民群眾反對獨裁、要求民主的呼聲不斷高漲,不得不假惺惺地宣佈「放寬言論尺度」,甚至蔣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元旦發表廣播演講,侈談「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及時「召開國民大會」,「歸政于全國的國民」。這當然是騙局,實際上根本沒有兌現。同年一月間,當中共中央先後兩次派周恩來飛赴重慶,向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提議召開緊急國是會議,並與國民黨商討建立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時,國民黨仍堅持一黨專政,反對成立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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