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85)_學達書庫

八五

　　此次研究得到的新收穫，主要是肯定了井田制，並闡明它是如何轉化為莊園制的，同時論證了工商業的發展和農業的蛻變有平行的現象，追溯了士民階層的分化，還考定《考工記》系春秋時代齊國的官書。沒想到不久之後，沫若根據這篇文章的內容，應重慶市十八梯回教禮拜堂舉辦的回教經學講習班和中國留學土耳其軍校學生土文補習班之邀，講授《中國古代史》，「學生聽之均有所動」，因而受到軍統局渝特區的秘密監視。該機關唆使特務搜集情報，稱郭沫若為「左傾文化人」，所講內容系「偏激之觀點」，並誣衊刊載他文章的《群眾》雜誌為「奸偽刊物」。然而，杜國庠讀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原稿，覺得沫若既檢點了得失，又有了新的建樹，確實可喜可賀，特贈七絕四首，讚譽他「井田新說自汪洋」，「批判依然是拓荒」。

　　要真正得到朋輩的承認和慰勉，一則需修正自己的錯誤觀點，但也不是隨便改變自己的看法；二則要勇於拓荒，辛勤耕耘。當沫若進一步從孔墨對立的關係中考察了他們的基本立場之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孔子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扶助私門，順應當時社會變革的潮流，而墨子恰恰相反，是肯定傳統的鬼神，站在同情公室的立場上，維護腐敗了的奴隸生產制度。這裡，他不但依然反對墨子，而且愈加讚揚孔子，豈不更令人瞠惑？沫若可絕不畏葸不前，他認為自己已經盡了客觀研討的能事，掌握了確鑿的根據，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因此，他毫不遲疑地向大家端出了又一篇鋒芒畢露的論文《孔墨的批判》。

　　燈下不斷耕耘，時有新的發現。八月十九日沫若讀《管子》，忽悟《心術》、《白心》、《內業》諸篇與《莊子·天下篇》宋鈃、尹文之學說頗為接近，便作比較研究，愈覺如影隨形，若合符契。無意之間得此發現，大快於心。宋鈃和尹文都是齊國稷下學士，在先秦諸子中應該算是重要的一派，它的主要動向在於調和儒、墨，可以說是戰國時代的道家學派的前驅。有了這一發現，就好象重新找到了一節脫了節的連環扣一樣，道家本身的發展，以及它和儒、墨兩派間的相互關係，由此求得了他們的條貫。沫若信手拈得這一新課題，不僅寫了《宋鈃尹文遺著考》，而且為撰述《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創造了條件。

　　接著又寫《莊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莊子》原是沫若幼年時代愛讀的一本書，其中好多篇至今猶能背誦；荀子其人其事沫若本來就不喜歡，在《〈先秦學說述林〉後敘》裡早就說過他的壞話。可是輕率地誣枉古人與無端地偏愛古人一樣，都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科學態度。沫若要求自己批評古人必須如同法官斷獄一樣，一定要十分周詳。法官判決是非依據的是法律，沫若評斷善惡依據的是道理，即以人民為本位的思想。荀子雖然已經逐漸離開了這種以人民為本位的思想，但是他還沒有達到後代儒者那樣下流無恥的地步，這就是沫若對他所作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別看沫若成天價在故紙堆裡出沒，盡與這樣那樣的古人打交道，可他一刻也沒忘掉紛繁複雜的現實鬥爭。國事紛擾不寧，日寇發動了中原大攻勢，從河南一直打到廣西，妄圖打通大陸交通線的計劃快要得逞，衡陽國民黨守軍將領投降日寇後，桂林、柳州又相繼淪陷，貴陽也已告急。沫若喟歎之聲如蜩如螗，憂亂之心如沸如羹。時局維艱，似乎不能容許他再有餘暇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手頭的文稿該告一段落了。他很想趕寫《名辯思潮的批判》，然而只開了個頭，終因時間難以為濟而不得不往後延宕。

　　下鄉以來不知不覺六個月了，白果樹的葉子已被寒風掃得零零落落，樹下的白果卻鋪滿一地。沫若半年筆耕收穫不算少，加上去年同期的勞績，可以編成兩個集子了。後於一九四五年先後出版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其中大多數文章就都是這兩年來在白果樹下完稿的。沫若真想將來能有機會將這兩個集子合印成一部，題名《白果樹下書》，那多別致！

　　四十一

　　一九四四年是朱明王朝滅亡三百周年，也是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勝利三百周年，恰好又逢甲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週刊，都準備辟專欄發表紀念文章。一月十五日，編輯于懷等人來天官府四號與沫若共商此事，即定下撰稿人名單，沫若當仁不讓，另外還想發信約請「明史泰斗」柳亞子「開炮」。

　　為了搜羅有關史料，沫若到處向友人商借、求索。在參考書匱乏的情況下，他以《明史》和《明季北略》為依據，還涉獵《明亡述略》、《剿闖小史》、《烈皇小識》等多種書籍，反復研讀，再三思考，直到成竹在胸，方始動筆。這篇題為《甲申三百年祭》的紀念文字，寫來可謂嘔心瀝血。沫若緊緊抓住一代波瀾壯闊的階級鬥爭和農民革命運動，從鮮明的對比中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滅亡，和李自成農民起義軍興起的根本原因，深刻地總結了這支革命隊伍最終失敗的沉痛教訓。他好象含著淚在跟李自成促膝談心：

　　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岩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岩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鬥轉化而為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後也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於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從三百年後的今天來觀照這場大悲劇，民族的遺恨幸已消除，而當事者的功罪還須明白判斷。因而沫若毫不留情地指出：「從民族的立場上來說，崇禎帝和牛金星所犯的過失最大，他們都可以說是兩位民族的罪人。」

　　《甲申三百年祭》於三月十日脫稿，改完送請董必武審閱後，即於十九日在《新華日報》上刊出，連載四日。國民黨方面很快有人出來干預，指責這篇文章「影射當局」，「為匪張目」。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為《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誣衊沫若在文章中「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表示不能「聽甚謬種流傳」，而要「共同糾正這一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鬆」。朋友們紛紛寫信或登門，對沫若表示支持，同時為他憤憤不平，他理直氣壯地說：「我郭沫若就是要為『匪』張目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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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敏：《學者·詩人·戰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友一一修書致函，感謝他們的鼓勵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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