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84)_學達書庫

八四

　　由於研究《墨子》，引起了沫若對吳起的同情。讀《呂氏春秋》中關於吳起的故事，知道他原是儒家，由魏入楚，輔助悼王變法，而在悼王駕崩時，他亦被一些反動貴族所射殺，這些貴族中就有墨家門徒在。從這裡，沫若看出了儒、墨斗爭的政治化，即決定作《述吳起》。八月二十日開始動筆，夜間略睡片刻，又起身於菜油燈下繼續奮戰。吃下立群為他準備好的一碗冰藕，精神顯然更加振作。寫得疲倦時，便開門去庭院裡漫步一會兒，當頭的明月將清輝灑滿銀杏和他的身上，光影迷離，頗覺舒適涼爽。第二天午後，這篇一萬二千字的論文即宣告完成，以翔實的資料論定「吳起在中國歷史上是永不會磨滅的人物」，當與孫武、商鞅並稱，而他的品格尤在二人之上。

　　考慮到時下有人主張墨家曾參加陳勝、吳廣揭竿起義，因陳、吳失敗，故墨家滅亡。這是一大疑問。考之史籍，探求秦以後儒者的動向，卻適得其反，證明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參加農民革命的人物，其中以儒者為最多，因而沫若認為不是「儒存而墨亡」，倒是「墨存而儒亡」。此為意外收穫，於是又寫《秦漢之際的儒者》，作為《墨子的思想》一文的補充。這篇文章剛擱筆，他的興趣又被吸引到儒、墨之間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音樂上面去了，遂有《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的誕生。這之後，他讀《呂氏春秋》，發覺呂不韋實為一非凡人物，忽爾意動，想寫呂不韋與秦始皇的鬥爭。接連幾天反復鑽研《呂氏春秋》，並用抄本將有關資料分類摘錄下來，細加考述，力圖確鑿可靠。在寫作過程中，得讀中央大學《社會科學季刊》揭載的《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作者程憬歌頌嬴政，有意阿世，更促使沫若儘快完成了《呂不韋與秦代政治》，洋洋灑灑，四萬餘言。怪不得他的部屬要說：「他不是作官的，他本質上是詩人，連寫文章、考古，也多用詩的方式。長江大河，飛沙走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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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臧雲遠：《從天官府到賴家橋》，《群眾論叢》1980年第2期。

　　十月中旬以後，沫若的注意力專門集中到了韓非子身上。《韓非子》篇目竄雜，翻來覆去不知讀了多少遍，可確定為韓非本人的作品，又都是法西斯式的理論，愈讀愈不愉快。沫若在十三日日記中寫著：

　　心境頗寂寞，不愉快，勉強讀《韓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溫習了一遍，其中確有不能一致之處，不知系韓非前後不同之主張，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竄入。確為竄入者如首篇《初見秦》即毫無疑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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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十批判書〉後記》。

　　如果一一考證各篇的真偽，必然成為枯燥無味的學究式的流水帳，詩人的氣質和興趣根本不容許他寫那樣的文章。再這樣僵持下去，日子太不好過了，他想擺脫寂寞、不愉快的心情，索性走出書齋去訪友。

　　十七日上午，沫若約杜國庠同往金剛坡下訪傅抱石。于四圍稠密的竹叢中覓得了畫家的住處，乃一古樸農舍，饒有幽趣。抱石展示所作畫多幅，並將往年在東京由沫若主催舉辦個展的照片也拿了出來。十年前的往事又活生生地呈現在眼前，沫若覺得抱石的作品已經進步得驚人，遺憾的是他的經濟生活卻絲毫也沒有改善。我們中國人的嗜好頗有點奇怪，畫一定要古畫才值錢，人一定要死人才貴重，象傅抱石這樣多才多藝的當代藝術家，卻一點也得不到重視，沫若心中好不納悶、不平，他願意向有購買力的社會人士多多推薦抱石的畫。抱石挑了一幅《桐陰讀畫》贈送給他。這是一幅長條，七株大梧桐樹參差挺立，前面一條小溪，溪中有橋，橋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陰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軒豁，有四人正展觀畫卷。其上仿佛書齋，有童子一人抱畫而入。屋後山勢壯拔，有瀑布下瀉。桐樹之間，補以綠竹。圖中白地甚少，但一望空闊，氣勢蒼沛。沫若覺得在這幅畫上享有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畫外的情味。

　　寒露過後天氣漸漸冷了起來，立群第四次分娩在即，因而不到十月底，沫若就帶著四篇文章的手稿和那幅《桐陰讀畫》圖，護著立群急匆匆進城了。至於中途拋了錨的《韓非子的批判》，一直拖到春節之前才寫完。在此前後，一次偶然從友人處得見清初禁書《剿闖小史》的古抄本，其中所記李自成、李岩等明末農民起義領袖的事蹟，引人遐想，發人深思，沫若的史劇創作欲因而又衝動起來，一度想結束古史研究，而把李岩與紅娘子搬上舞臺。可是不斷面世的同行們的新史學論著，卻有意無意地在向他挑戰，以前主張周代是封建制的朋友現在依然故我，對於沫若的見解似乎採取了抹煞的態度。尤其是《墨子的思想》發表之後，幾乎在史學界普遍地受到非難。沫若不甘寂寞，不平則起，他感到有一番總清算、總答覆的必要。結果史劇沒有寫成，反而堅定了他徹底整理古代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心向。

　　為了專心致志於寫作，一九四四年沫若挈婦將雛提前於五月底搬到了賴家橋。鄉居的寧靜有利於讀書和思考。回想自己關於秦以前的古代社會的研究，前後已經費了十五年工夫，著述不可謂不豐碩，然而到底有多少可取之處，又有哪些謬誤，實在應當以今天的水準重新加以審查和評斷。他足足醞釀了一個月，才著手寫《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章一開頭，他坦然表示：

　　我首先要譴責自己，我在一九二〇年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一本書，雖然博得了很多的讀者，實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因此關於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許多新的混亂。這個責任，現在由我自己來清算，我想是應該的。也是頗合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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