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82)_學達書庫

八二

　　在學術領域內，沫若十分注意獎掖後進，鼓勵青年學者力爭上游。復旦大學一位年僅二十六七歲的教授魯實先（1914—1980），著書評述日本瀧川龜太郎博士所著《史記會注考證》，無可辯駁地指出其體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輯未備、無所發明、立說疵謬、多所剽竊、去取不明，把這本「在彼邦詡為空前著作」的洋書透徹地「駁議」了一番，大長了中國學者的志氣。沫若收到了魯實先贈送的《〈史記會注考證〉駁議》一書後，即回贈《滿江紅》詞一闋，抒發了內心無限的喜悅和欣慰，正是：「國族將興，有多少奇才異質。縱風雨飄搖不定，文華怒茁。」他多麼希望眾多的「奇才異質」能迎著抗戰的風暴脫穎而出。短短一首詞似乎還不足以表現自己的激動之情，他又作長達四十句的排律一首，汪洋恣肆地直抒胸臆，其中有句雲：

　　方今國步遭播遷，天南天北彌硝煙。
　　健兒流血數百萬，坫壇零落絕槧鉛。
　　何期得此金玉編，樞紐辟闔如璣璿。
　　……
　　尤望繼茲次第傳，庶幾有史以來國步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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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氣朔篇》

　　煌煌華夏屹立于東方，有為的青年學者突破滾滾狼煙，將繼續為國爭光，詩中滿懷著沫若的期望。

　　天官府四號常有青年登門求教，徐敏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向沫若表示，在這戰亂的年代，生活動盪而窮困，既無當學者的心情，也無這種物質條件，只是覺得在中國搞革命，就必須瞭解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沫若對他這種想法非常贊許，每次都熱情指教，有問必答，還常常通過書信幫他解答各種疑難問題。關於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的歷史，沫若就曾走筆飛劄給予指點，說明「殷周都是青銅器時代。中國的鐵器使用萌芽于春秋，秦漢以後始盛行」，「甲骨文字的刻鏤有人用青銅小刀試過，可能刻出，不必一定要鐵刀才行」。^①信中述及自己從事古史研究的最新收穫，他都毫無保留地告訴了徐敏。只要對青年的成長確有幫助，他是不惜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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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徐敏：《學者·詩人·戰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

　　如果說沫若組織文化工作委員會成員學習歷史，指導社會青年叩開史學堡壘的大門是為了練兵，那麼需要向敵人出擊的時候，他也會以筆作刀槍親自上陣的，而且在特殊戰場上更加講究戰術。當時抗戰已經進入更加艱難的階段，國民黨當局開門揖盜，「攘外必先安內」的鼓噪甚囂塵上。為了轉移廣大青少年的視線，向他們灌輸不問政治的奴隸主義，大人先生們便居心叵測地提倡中、小學生讀經。本來祖先們流傳下來的《大學》、《中庸》、《論語》之類的經書並非不可讀，問題在於不能以此消磨年輕一代的大是大非觀念和鬥爭意志。沫若巧妙地接過「讀經」的口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堂而皇之地撰寫《論讀經》的文章，表明「我並不反對讀經，而且我也提倡讀經」，但是「我為尊重讀經起見，並不希望青年人讀經，而希望成年人讀，特別是希望那些提倡讀經的先生們認真的讀」。這一悶棍，打得那些別有用心的傢伙有口難辯。

　　令人「啼笑皆是」的是，抗戰以來一直遠居海外的林語堂（1895—1976），一九四三年回國之際居然一面罵魯迅、罵「左派」，一面也在鼓動青年讀《易經》，說這是二十世紀的中國青年所必讀的典籍。沫若抓住他演講稿中自相矛盾的言論，揭露他「既無自知之明，又無知人之雅，東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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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沸羹集·啼笑皆是》

　　在沫若看來，無論是歷史研究抑或文藝創作，都是特殊戰場上的特殊戰鬥。為了「要盡力發展武器的文藝，而摧毀文藝的武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間他寫了《文藝的本質》和《新文藝的使命》這兩篇有影響的文藝論文，將沈從文列為高唱「與抗戰無關」論的「清客」，將施蟄存歸為指責「文學的貧困」的自命不凡者，認為他們都是當時新文藝運動中的「逆流」，自己理所應當撰文與之作鬥爭。正是由於在此前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已經逐步傳達：一九四二年底，周恩來就對國統區的革命文藝工作者講解了《講話》產生的背景及其偉大意義，號召大家認真學習；一九四三年三月，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又把用嘉樂紙印成的《講話》發給一些有關同志；三月二十四日的《新華日報》，還專門報道了中央文委和中央組織部聯合召開的党的文藝工作者會議，會上討論的中心議題就是如何貫徹《講話》精神。^①因而使沫若感到自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運用文藝批評這一文藝界的重要鬥爭方法，來對待他所認為的文壇上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以致沈從文、施蟄存等人一時成了他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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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參見陽翰笙：《〈講話〉在重慶傳播前後》，1982年5月26日《人民日報》。

　　為了堅持有效的鬥爭方式，開闢出版陣地也是十分必要的。自「皖南事變」以後，進步文化工作者出書越來越困難，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和讀書出版社一再受到沉重打擊。黨組織為了解決沫若和其他進步文化工作者出書難的問題，以便於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於是決定幫助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和侄兒郭宗益（培謙）創辦一個出版社，資金由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成員湊集，社名則從於立群和郭宗益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定為群益出版社，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在重慶正式開張。臨江路嘉陵江邊的一間簡陋的木板屋，就是出版社的辦公地點，編輯部和經理部都設在那裡。沫若的題詞宣告了群益出版社的辦社方針：「文化之田，深耕易耨。文化之糧，必熟必精。為益人群，不負此生。」^①該社除出版沫若的著作之外，還出版其他進步作家的作品，同時還編輯出版大型學術性刊物《中原》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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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吉少甫：《回憶郭老和群益出版社》，《文藝論叢》1980年第10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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