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81)_學達書庫

八一

　　是的，劇本的生命在於發表和上演，否則等於廢紙一迭。《南冠草》後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由中央青年劇社在重慶「一園」演出，洪深導演，馬彥祥飾夏完淳，周伯勳飾洪承疇。演出時，洪深征得沫若同意，將劇名改成了《金風剪玉衣》。這次，沫若照樣站在條幕旁，與他筆下的人物共悲歡。戲已演到尾聲，劇中人杜九皋說出了大家心中想說的話：「端哥（夏完淳）的精神感召著我們，端哥的精神不滅！中國的錦繡山河是一定要光復的！」沫若回過頭來瞥了一下臺下的觀眾，從他們默然深思的神情測出了作品的感染力。特殊戰場上又進行了一場特殊的戰鬥，他用詩記下了自己融和著血淚的現實感受：

　　金風增肅殺，君子化蓐收。
　　欲顯神奸佞，來從地獄遊。
　　現身存月旦，刻意鑄春秋。
　　識得洪亨九，呼誅即報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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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看〈南冠草〉演出後》

　　三十九

　　沫若是把創作歷史劇與歷史研究結合在一起的，彼此交錯進行，相輔相成。有時是為了寫歷史劇而去研究歷史，待到搞清了史實、發掘出時代精神，就去寫歷史劇；有時是在研究某個歷史專題的過程中，被一些歷史人物的事蹟所感動，誘發了他創作歷史劇的興趣。這樣從文學到史學，從史學再到文學，每每循環往復，幾經耕耘，兩個枝頭上都結出了碩果。就以屈原來說，沫若先後不知作過多少研究，成果除劇本《屈原》和專著《屈原研究》之外，在《蒲劍集》、《今昔集》、《羽書集》等文集中還收有十餘篇論文。他還常常應邀作關於屈原的報告。一九四一年冬，曾兩次往黃炎培主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作題為《屈原考》的講演，從駁斥胡適散佈屈原是歷史上子虛烏有的人物談起，對屈原的生平、思想和藝術作了多方面的考證和論述，證實「屈原是確有其人，不是神話中人物；《離騷》是他的精心傑構，不是虛無縹渺的《仙真人詩》」。有人當場作了速記，漏夜整理寄給沫若，沫若加以訂正後即將原稿退還記錄者，並附信說：「你記得很完全，很好。……這是你的勞動成果，應當由你處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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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餘湛邦：《巴山蜀水如在目》，1983年6月11日《團結報》。

　　研究歷史並非隨心所欲，沫若認為這是弘揚新史學的需要，同時也是為了廣泛團結學術界人士。國民黨政府把文化工作委員會當作「花瓶」空擺著，沫若等人就利用這個機會，組織成員們學習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各門科學，好好充實自己。不同內容的學術講演活動很快開展起來了，沫若帶頭主講，從人體血型、甲骨文到中國通史，一連講了許多次。

　　大官府七號樓下的會客廳裡掛上了黑板，沫若在這裡開講甲骨文字學。他一邊象畫圖案似的在黑板上描劃，一邊作著詳細的生動的解釋，一下子就把大家帶到了三千年前，看我們的祖先在怎樣卜吉凶、記狩獵、祭祖宗。他連續講了三天，把三百多個甲骨文字的來龍去脈說得一清二楚，引起大家濃厚的興趣。末了，他笑嘻嘻地鼓勵大家說：「只要你們肯下三個月功夫，我保證你們全都弄懂弄通。」當時重慶甲骨文、金文圖書資料極少，連市立圖書館都未收藏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幾部重要著作，人們想見識見識《卜辭通纂》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沫若毫不猶豫地親自從家中抱來供大家閱讀。後來侯外廬撰寫《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一書，需要參考這幾部著作，沫若也無私地借給他了。

　　接著，沫若又請了鄧初民來講政治經濟學，請了侯外廬來講哲學，請了翦伯贊、周穀城、呂振羽、杜國庠等人來講中國通史和古代思想史。大家聽了幾位歷史學家的報告後，發現他們的觀點有相牴牾之處，有的與沫若的看法也大相徑庭，有人便問沫若為什麼不自己一個人講下去，而要邀請這麼多觀點不盡相同的人來講，沫若回答道：「我是有意識地請這些觀點不完全一致的學者來講的，這一方面是百家爭鳴，另一方面能啟發大家獨立思考問題。我本人的歷史觀也是一家之言，你們大家可以互相比較，擇善而從，學問就能深入了。」^①這樣做，也促使他自己對許多問題作進一步探討。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他在重慶《學習生活》月刊上發表的《殷周是奴隸社會考》一文，就修正了自己以前所說殷代是原始公社制的末期、周代才是奴隸社會的觀點，重新考定殷周是奴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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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錢運鐸：《永恆的懷念》，《武漢文藝》1979年第4期。

　　對於與自己觀點相悖的學者，沫若從來不抱成見。他主張充分發揚學術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侯外廬在一些問題上與他的見解不一，尤其是對先秦諸子思想歧見更多，曾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公開提出同他商榷。沫若隨即也發表了《屈原思想》作答，絲毫不計較侯外廬的衝撞。特別是，關於儒家和墨家的評價，他與杜國庠存在著嚴重的分歧，一個尊儒反墨，一個則崇墨反儒，兩人互相辯難，往往爭得面紅耳赤，各不相讓，國庠常批評沫若「袒護了儒家」，沫若總喜歡戲稱他為「墨者杜老」，但並沒因此影響他們成為莫逆之交。

　　當同行們在學術上取得重大成就時，即使他們的觀點與沫若不合，他也會由衷地表示祝賀。翦伯贊是西周封建論者，在古史分期問題上顯然跟他分道揚鑣，可是當他聽說伯贊的《中國史綱》即將完稿，竟高興得忘了病痛。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他在給翦伯贊的信中說：

　　您的《中國中綱》將要脫稿，這斷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為兄賀，亦為同人賀。我們極歡迎您寫好後到賴家橋來為我們朗讀，請您一定來，我暫不進城，決定在這兒等您。來時請同嫂氏一道來，朗讀完畢之後，或者可同進城看《虎符》也。……我現在略略傷風，更加渴望您用《史綱》來療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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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郭沫若同志給翦伯贊同志的信和詩》，《《北京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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