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71)_學達書庫

七一

　　時至一九四〇年九月，隨著國民黨頑固派策劃第二次反共高潮，蔣介石終於採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廳廳長職務，調任政治部部務委員，另安排國民黨反動分子何浩若擔任第三廳廳長。同時，他親自下了手諭：「凡在軍事委員會各單位中的工作人員一律均應加入國民黨。」於是他安插在三廳的親信，立即在每個三廳工作人員的辦公桌上都擺了一張國民黨入黨申請書，並在三廳本部金剛坡下三塘院子內召開動員大會，揚言「要革命要抗戰，就必須留在三廳，而要留在三廳，就必須加入國民黨」。在座的沫若再也聽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針鋒相對地說：「入黨不入黨，抗日是一樣抗的；在廳不在廳，革命是一樣革的！」並當場打電報向當局辭職。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廳全體進步人士的鬥志，大家都表示與他共進退，也紛紛提出辭職書。會後，即在會場裡擺開書畫台，沫若壯懷激烈、意氣風發地振臂揮毫，連連題贈諸同志。其中有一副對聯，特別引人注目：

　　大河前橫流水今日
　　生氣遠出明月雪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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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手跡見《東海》1979年第8期。

　　李可染等人盛讚這一聯寫得氣勢磅礴，堪與「易水寒」媲美。人們看著聯語都在沉思：廳長語重心長砥勵我輩，要在寒冬雪夜皎潔發光，從國民黨頑固派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奔赴革命的長江大河。

　　「金剛矢誓，堅似金剛」。最後導致三廳進步人士集體總辭職，儘管新任廳長好話說盡，也無法「挽留」大家。為此，已經回到重慶的周恩來，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長張治中（字文伯，1890—1969）談話，說：「第三廳這批人都是無黨無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他們是為抗戰而來的，而你們現在搞到他們頭上來了。好！你們不要。我們要！現在我們準備請他們到延安去。」這一下可急壞了張治中，連忙說：「等我報告了蔣委員長再說。」幾天後，蔣介石召見了郭沫若和陽翰笙、杜國庠、馮乃超、田壽昌等人，安撫說：「現在正是國家用人之際，你們不能離開。」沫若表示：「我們在朝也是抗戰，在野也是抗戰。我們離開了政治部，也一樣抗戰嘛！」蔣介石有意避開話頭，成竹在胸地說：「我與文白先生已經商量過，想另外成立一個部門，還是由第三廳的人參加，仍然請你郭先生主持。」這個部門就是文化工作委員會，仍屬政治部，其宗旨據說是「對文化工作進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於當面硬頂，便表示回去考慮考慮再說。他們向周恩來作了彙報，恩來說：「蔣介石劃圈圈，圈不了我們，可以跳出來幹嘛！掛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同他們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展開我們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後，決定答應蔣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擔子挑起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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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據陽翰笙：《第三廳——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戰鬥堡壘（五）》，《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4期。

　　一九四〇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仍分城鄉兩地辦公，本部設在重慶市內通遠門外天官府街七號，鄉間地點是賴家橋全家院子。郭沫若為主任委員，陽翰笙、謝仁釗為副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專任委員有沈雁冰、沈致遠、杜國庠、田壽昌、洪深、翦伯贊、胡風等，兼任委員有舒舍予、陶行知、鄧初民、侯外廬、王昆侖等，原第三廳約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請了回來。文化工作委員會下設三個組：第一組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第二組從事文藝研究，第三組從事敵情研究。為了造聲勢，以顯示進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與恩來商量，並征得張治中同意，於十二月七日假座純陽洞中國電影製片廠所屬抗建堂，以政治部名義舉行了招待晚會，向文化界、新聞界正式宣佈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成立。那天有四百餘人應邀出席，「賓主相洽，極一時之盛」。會上，張治中、孫科、沈鈞儒等相繼發表演說，「盛稱筆桿之功」。沫若則接過話頭，最後在致詞中說：「抗戰本身即為文化運動之發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戰以來，精誠團結，以發揮其無比力量，今後更盼加強團結，筆桿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文化工作委員會更望能與大眾合作，並請多多幫助，本人願全力追隨。」^①席間，田壽昌、舒舍予、洪深、馬彥祥等人先後登臺表演，救亡歌曲、川江號子、京韻大鼓、京劇清唱、詩歌朗誦不絕於耳。兩周後沫若「猶有餘興」，他把寫在兩張宣紙上的簽名單拿出來，請人裱成一橫軸，然後補題七律一首：

　　四百餘賓聚一堂，水銀燈炷競輝煌。
　　慰勞血戰三杯酒，鼓舞心頭萬燭光！
　　筆劍無分同敵愾，肝膽相對共籌量。
　　醉餘豪興傳歌曲，聲浪如濤日繞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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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1940年12月8日《新華日報》報道。
　　^②手跡見《社會科學》1984年第1期。

　　這幅簽名軸，後來一直掛在天官府七號樓下中廳裡，象徵著團結和進步，激勵文工會全體人員同仇敵愾，「相期永不磨」。

　　文化工作委員會可以說是第三廳的繼續，不過它已不能象三廳那樣以國家機關的名義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國民黨當局明文規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然從事對外政治活動」。就這樣讓他們捆住手腳嗎？不！沫若領導大家，一方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屬團體這一合法地位，積極開展有利於抗戰的工作；另一方面跳出這個圈子，以個人身份參加廣泛的社會活動。文工會經常舉辦文藝講座、文化講座、國際問題講座、國際問題座談會和各種形式的報告會，如請老舍講小說，請馮玉祥講《三國演義》，請張志讓、鄧初民、王昆侖、鄒韜奮、沈鈞儒、張友漁、章漢夫等人講《歐戰給予我們的教訓》、《軸心國春季攻勢的展望》和《四年來國際形勢的演變與我抗戰》，每次差不多都是沫若親自主持。這樣以學術活動的方式廣泛聯繫群眾，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推動了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

　　當希特勒軍隊進逼莫斯科的時候，國民黨御用文人龔德柏受其主子指使，公然散佈「蘇聯必敗」的論調，為蔣介石進一步賣國投降張目。郭沫若與陽翰笙等人決定給予迎頭痛擊。便借中蘇文化協會舉行蘇德戰爭座談會，在請對軍事問題素有研究的屈武來主講的同時，把龔德柏以及其他主張「蘇聯必敗」的人也請來發言。會上，屈武畫了一幅軍事形勢圖，從蘇德雙方力量消長的情況和戰爭的趨向，論證了德國必敗。龔德柏等人固執己見，仍然叫嚷莫斯科必將被德軍攻克，甚至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進攻西伯利亞。沫若不慌不忙地站了起來，按作戰地圖細細分析了蘇德戰爭的形勢，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希特勒所謂三星期佔領莫斯科的奇談早已成為泡影，從而指出：「對蘇德戰爭的認識和分析，必須以事實論事實，不能拿不著邊際的，只作空想妄談。」^①當時，龔德柏等人十分狼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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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蘇聯，為人類自由幸福而戰著！》，1941年7月16日《新華日報》。

　　有許多活動沫若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同樣也產生了不小的社會影響。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借觀音岩《新蜀報》營業部，為作家們提供「賣字捐款勞軍」的場所，沫若書寫了不少抗日詩詞和聯語，與老舍成為此次賣字售出最多者。為了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詩歌成為民族的呼聲，他還與重慶的詩人們聯名發出倡議，定端午節為詩人節。在首屆詩人節慶祝會上，他懷著滿腔深沉的愛國熱情謳歌屈原，說：目前是考驗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時代，他的詩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蘭發抖，他的詩也可以鼓奮無數戰士為摧毀強暴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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