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72)_學達書庫

七二

　　「屈原之投江，實由於當時不甘忍受楚國之沉淪現象，並非如一般批評屈原是工愁、牢騷而自殺。他確是一個有民族氣節的詩人。」^①「旋轉乾坤又一年，沖濤破浪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對郭沫若說來，也是面臨嚴峻考驗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軍奉命在由涇縣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隊包圍襲擊，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遇難，除千餘人突圍外，其餘均壯烈犧牲，此即「皖南事變」。蔣介石竭力封鎖消息，同時反誣新四軍「叛變」，然而事實真相是掩蓋不了的。十八日，《新華日報》發專稿報道「皖南事變」的消息，稿子臨時被國民黨當局抽了下來。眼睜睜看著報紙開了「天窗」，周恩來怒不可遏，即奮筆題詞補了空白：「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報紙後，心情特別沉重，悶坐在辦公室裡一言不發。許久之後，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紙，揮毫疾書，將恩來的題詞抄了一張又一張，交給文工會的同志說：「幫我貼到外面去，貼到街頭去！」這樣悲憤的心情，一時難以平靜。之後兩天，他看到丁正獻在拓印木刻新作《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變」這一消息後的憤懣與悲痛。沫若隨手拿起一張，凝視了片刻，立地在這張木刻畫邊上題了一首七絕：

　　江南一葉奇冤史，萬眾皆先天下憂；
　　淚眼揩幹還苦笑，暫忘家難賦同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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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據1941年5月31日《新華日報》報道。
　　^②見丁正獻：《從〈洪波曲〉談起》，《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4期。

　　「悵望江南餘隱痛」，事隔不久由此又發生了一件惱人的事，政治部特務連竟把原孩子劇團成員、現已參加文工會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來，說是因為他在文化工作委員會為新四軍死難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後，立即掛電話給張治中，忿忿地說：「一個青年，為新四軍募點錢，犯什麼罪？值得抓起來嗎？……你快給我放出來！」張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惱火，聲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問題，責任在我。要關就關我！要槍斃就槍斃我！」張治中沒法，只好釋放了李少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當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同志們進一步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皖南事變」事實真相，無情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的時候，張治中趕到三廳訓話，長達三小時之久，除了說明新四軍事件完全是所謂「軍紀軍令」問題之外，中心內容有兩點：一是說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門認為文化工作委員會是「租界」，因為這裡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黨外人，即不是國民黨黨員；二是他主張取消「租界」，即請大家都加入國民黨，這才是真正擁護三民主義。大家傾聽了張部長的講話之後，由主任委員郭沫若起來答覆，他很坦白而誠懇地說：「加入國民黨本來不成問題，我自己以前也做過國民黨的黨員，不過為三民主義而奮鬥，重在行動上實際上執行三民主義，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並不是重要的問題。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接著，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至於『租界』云云，各委員受寵若驚，被稱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開闢租界』的罪名，一變而為帝國主義者！」最後他表示：「我已經感到幹不了了，就來請部長『收回租界』罷。」^①結果張治中無言以對，十分尷尬。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傳誦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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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韜奮：《郭先生的和尚妙喻》，見韜奮出版社1946年10月版《抗戰以來》。

　　「皖南事變」後，中共南方局為防備「四·一二」事件的重演，堅決執行了「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有計劃地迅速疏散力量，從重慶撤離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壽昌即將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漢英陪他過江春遊。他們到南山試馬，沫若抱著孩子從馬上跌下，有人問：「你能再騎嗎？」「為什麼不？」他又躍身上了馬背，向著崎嶇的峰口馳去。他們接連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為壽昌餞行，飯後題贈七絕一首：

　　南山昨日事春遊，並轡江邊君興道。
　　伏櫪何能終老此？長風萬里送驊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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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汐集·送田壽昌赴桂林》

　　跋語中有「壽昌……乘舟東下，將永別矣」，壽昌覺得後面一句不妥，要他改過來，他笑了笑，才將「永」字塗去，改成「暫」字。

　　山城霧重，隨著一批進步力量被迫撤離，曾有過的一點抗戰氣氛也消失了，一時間各種活動都處於停頓的狀態。留在重慶的郭沫若，則按照周恩來的指示，領導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同志們「勤業、勤學、勤交友」，在活動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節制，以保存力量，準備開展新的鬥爭。他極為欽佩恩來做任何事都那樣穩健周密、認真細緻，有恩來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寫信給已去香港的夏衍，說：「我們這裡幸虧還有一塊小小的『租界』，頭上，還有一棵擎天大樹。」^①的確，在文化工作委員會這塊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來這棵「大樹」，醞釀與國民黨反動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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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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