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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香港雖是個小小的島市,救亡工作並不亞於內地,歡迎會、講演會差不多每天都有。沫若曾出席港滬文化界聯歡會,並發表演講,針對目前抗戰形勢,提出要克服軍事的悲觀、外交的悲觀和歷史的悲觀,鼓勵大家自覺肩負拯救中華民族的使命。眼看南京告急,國民黨政府已經宣佈遷都重慶,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氣焰卻越發囂張,居然拒絕出席在布魯塞爾召開的解決中日問題的國際會議,沫若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立即恢復《救亡日報》,好向民眾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抗戰宣傳。

  在香港只住了一星期光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沫若就與林林、於立群、鬱風等人乘「泰山」輪前往廣州了。船上有個音樂工作者劉雪庵,與林林、於立群、鬱風等人是朋友,他們意外相逢顯得特別高興。他新近創作了一首表現東北人民慘痛遭遇的《流亡三部曲》,鬱風特地跟他要了譜子,邊看邊大聲唱了起來。歌聲驚動了船艙裡的郭沫若,他走到船邊來看望,劉雪庵喜出望外,趕快恭敬地將歌譜送到他手中,並又唱了一遍,請他提意見。沫若聽完之後,十分誠懇地說:「不要感傷,要悲壯,要激勵人心,鼓舞人們的戰鬥熱情!」劉雪庵當即修正了其中的不足之處,再叫鬱風唱了一遍,沫若隨即表示非常滿意和高興。

  輪船抵達廣州碼頭,沒想到會有一群文藝界的朋友來迎接,其中有五月間被日本政府驅逐回國的原「左聯」東京支部負責人林煥平。朋友們見沫若雖辛勞數月,又經長途跋涉,而仍英姿瀟灑,精神煥發,愛國激情溢於眉宇,覺得非常興奮和喜悅。沫若笑問煥平:「你是廣東人,你們廣東的抗戰工作開展得怎麼樣?」煥平不無感慨地回答道:「魯迅先生說過,革命策源地可以變為反革命策源地。經過『四·一五』以後的十年『圍剿』,廣東民生凋敝,文化凋零,到如今民氣還是比較消沉的。」沫若沉思了一下,說:「要發動民眾,要發動。民氣是可以振奮起來的。要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文藝界人士,積極開展抗戰文化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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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雪庵:《〈流亡三部曲〉與〈屈原〉的音樂寫作》,《四川大學學報叢刊》1982年第13輯。
  林煥平:《深切的懷念沉痛的哀悼》,見三聯書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初到花城,沫若借宿在郊外梅村朋友家。高雅的亭台,清靜的樓閣,絲毫不能使他的心情平復。回想十二年前從這裡出師北伐的往事,他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成詩一首:

  竟隨太歲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業難成嗟北伐,長纓未系愧南遷。
  雞鳴劍起中宵舞,狗吠關開上浣弦。
  昨夜宋皇台下過,帝秦誓不有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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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集·廣州郊外》

  「戎馬書生」今猶在,往事如煙追不回,要緊的是必須正視眼前活生生的現實,不能沉浸在懷古思舊的惆悵裡。鑒於此行主要為了辦報,沫若不得不違情逆性去與國民黨黨政軍各方面人士交涉,想爭取他們的資助。可是大失所望,市黨部主席吳鐵城一下就「關了門」,市長兼財政廳長曾養甫也一毛不拔。結果幾經周折,才征得廣東軍閥余漢謀的支持,願每月捐助毫洋一千元,作《救亡日報》經費。沫若趕在年前做好了復刊的準備,十二月二十八日就已經寫好了復刊詞,重申「救亡就是我們的旗幟,抗戰到底就是我們的決心,民族復興就是我們的信念」;表示「我們要在文化戰線上摧毀敵人的鬼蜮伎倆,肅清一切為虎作倀的漢奸理論,鼓蕩起我們民族的忠貞之氣,發動大規模的民眾力量,以保衛華南門戶,保衛祖國,保衛文化。」一九三八年新年伊始,《救亡日報》粵版終於與廣大讀者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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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羽書集·再建我們的文化堡壘》。

  經受國民黨十年法西斯統治的廣東,本已生機蕭條,現在又微微地有生命的脈搏在跳動了,抗戰的大風暴把消沉了的民氣重又開始鼓蕩起來。沫若親眼看到,高懸在馬路兩旁電線杆上的橫幅標語,被風吹得鼓鼓的,鬥大的黑字在上面跳躍:「軍民團結起來!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保衛大廣州!」沫若親耳聽到,加緊操練的廣州士兵,每天都雄赳赳、氣昂昂地放聲高唱:「對準敵人開槍,前進。不要內戰,忠於人民。」的確,廣東的民眾畢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關鍵在於動員他們、武裝他們;問題不是民眾不肯動,而是當局害怕民眾運動。這次沫若在廣州的時間不長,卻多次參加民眾的集會和遊行活動。在廣州學生舉行的「一二·九」兩周年紀念大會上,他高呼「我們應該擔當起第二次北伐的任務」,去討伐日本帝國主義,他的講話把廣大青年的抗日熱情進一步鼓動了起來。會後舉行群眾示威遊行,沫若被大家擁著走在最前列。十天后他又應廣州文化界救亡協會之邀,往市無線電臺作播音演講,題為《武裝民眾之必要》。他指出廣東現在雖然還是後方,但在經濟上極為重要,幾乎是我國唯一的海口,敵人覬覦已久,隨時都有成為前方的可能,因而「武裝民眾的事情,在廣東尤為必要」。宏亮的聲音通過電波傳遍大街小巷。廣播大會結束後,沫若再一次走到群眾中去,跟他們一起上街遊行。他被請去站在隊列前頭橫跨馬路兩邊的大幅標語旗幟之下,隨著浩浩蕩蕩的隊伍前進,「動員,動員,全國總動員!」群眾用廣東話齊聲唱著,沫若興高彩烈地略帶四川口音和著,他與廣州的民眾完全融合為一體了。

  為了社交的方便,沫若已於年底搬到城內新亞酒樓居住。一天,綠川英子(1912—1947)的丈夫劉仁慕名來訪。他原是中國留日學生,與日本進步青年綠川相愛並結婚後,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兩人自願相攜來華,想去漢口參加對日廣播或其他抗戰工作。劉仁向沫若敘述了他們夫妻在日本遭到迫害的經過,沫若感同身受,他低聲說了一句:「悲劇!」就默不作聲了。他聯想到不久之前在香港,日本反戰作家鹿地亙(1903—1982)曾托人帶信給他,說自己和妻子池田幸子受敵人迫害,生活無著,希望能幫助想些辦法。他心中一直在盤算著如何發揮這些日本進步人士的作用,不久即幫劉仁、綠川英子夫婦順利地到達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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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川英子:《在戰鬥的中國》,見三聯書店1981年5月版《綠色的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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