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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淞滬戰局終於不可挽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淪陷,不夜城成了一片漆黑,刺骨的寒風從那鮮血還未幹透現在已冰凍的地方吹過來,真不是滋味。文化工作者似無繼續大批留在這裡的必要,大家都在考慮並計劃著怎樣奔赴革命聖地延安,或者轉移到大後方去。十九日早晨,阿英來高乃依路寓所商量撤退問題,一進門就見沫若面窗默坐,憂心忡忡。原來沫若接到了安娜的來信,得知她因他出走而被拘禁月餘,飽嘗鞭笞之苦,孩子們亦常遭無賴欺侮。他拿出信譯讀給阿英聽,聲音悲咽苦顫。讀罷,阿英一時口訥,無言以慰,兩人相對木然。翌日清晨阿英再來,沫若已賦就七律一首遙寄安娜,剛書成立軸,墨蹟尚未幹。詩雲:

  相隔僅差三日路,居然渾似萬重天。
  憐卿無故遭笞撻,愧我違情絕救援。
  雖得一身離虎穴,奈何六口委驪淵。
  兩全家國殊難事,此恨將教萬世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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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1938年5月10日《雜誌》月刊創刊號。

  分明知道妻孥陷入魔掌,可是無法援救,沫若好不傷心。他致函中國駐日本大使許世英,請求設法予以營救,並讓他們回到中國來,然而日本當局藉口安娜未脫離日本國籍,且有間諜之嫌,根本不准她自由行動。難道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妻子,她就不可以熱愛自己丈夫的祖國嗎?在那些軍國主義分子的眼中,安娜願意跟中國丈夫走便是「間諜」,應罵為「野狗」。安娜無視這些胡言亂語,她明白表示:「我是『野狗』,我就是熱愛中國!」日本軍部還要她把幾個孩子都加入日本籍,聲稱只有這樣才能受到保護,她以孩子們都是中國血統而嚴詞拒絕。她相信,有朝一日總要帶著子女回到中國來的,這當然也是沫若的願望。

  隨著大上海的癱瘓,各種救亡刊物和活動都先後停止,往日以販賣抗戰書報盛極一時的街頭巷口的書報攤,如今都偃旗息鼓,《救亡日報》當然也無法再在這孤島上存活。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沫若為《救亡日報》寫「滬版終刊致辭」,不免有些憂傷,但一想到三個多月來聽著敵人的飛機大炮的狂轟,聽著遭遇了敵人轟炸的無辜老弱的血嘯,聽著無數流離失所的難民的哀號,聽著百萬健兒們在火線上衝鋒陷陣的絕叫,便又精神百倍,信心十足。我們失掉的是什麼呢?「我們所失掉的只是奴隸的鐐銬」!對,就以這個做標題,他下筆如有神,向上海的廣大讀者傾吐自己的一片真誠:

  ……同胞們請相信,我們決不是放棄了上海。也決不停止了戰鬥。我們是希圖我們的戰鬥更加有效,而使上海成為事實上的地雷和潛航艇。

  我們要再說一遍: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全面的,所爭的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生存,並不是一個城市、一寸土地的得失。

  我們目前所失掉的並沒有什麼,只是做奴隸的鐐銬而已。

  日寇佔領上海以後,又沿著長江、沿著津浦線和蘇嘉路向南京猛撲。沫若已經辦完了該辦的事情,決定離開孤島,想轉道香港到南洋去,向僑胞籌款辦報或從事其他文化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清早,他從公和祥碼頭登上了一艘掛有紅十字會旗幟的法國郵輪,同船的有何香凝、鄒韜奮(1895—1944)等各界知名人士。這是黨組織為確保大家的安全精心安排的,因為按照國際法規定,交戰國對於懸掛紅十字會旗幟的交通工具不得轟炸。不料黃浦江上突然飛來一架敵機,耀武揚威地繞郵船三匝而去,沫若怒目而視。

  輪船起錨遠航了,沫若與韜奮在二層的甲板上並肩踱來踱去,他倆難得相聚,這次有緣暢談了將近一個小時。沫若知道韜奮到過南洋,便向他打聽那兒的情況;韜奮寄希望于桂林和新疆,他想從邊疆著手來促進神聖抗戰的全面化。兩人談得十分投機,相互祝願能儘快實現各自懷抱的理想。他們還交換了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極為讚賞蘇聯僅僅花了二十年工夫就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奇跡。韜奮想到日前曾在《救亡日報》上,讀到沫若為慶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寫的社論,便說:「還是郭先生的大作《後來者居上》那最後一段說得好……」沫若淡淡一笑,他在心裡重溫了那段話:「我們也要算是枉路走得太多了的民族,迷落在八陣圖裡面,因而確實地落了後。但我們現在似乎已經覺醒了。捷近的路是擺在那兒的,只要我們肯駕起飛機沖出自己的前程,我們敢保證,努力的『後來者』一定又可以『居上』。」

  前面的航道開闊了,郵輪滿載著覺醒了的、肩負著抗日救亡重任的知名人士,已經安全地出了吳淞口,自由地駛向大後方。

  〖第十章 輾轉大後方〗

  二十八

  香港,對郭沫若說來並不陌生,十年前他曾來過,而今舊地重遊,「興亡增感慨」,情緒大不一樣。他住在六國飯店的三樓,房間臨海,從騎樓上遠眺,煙霧迷茫,九龍對岸的淺山影影綽綽,宋皇台依稀可見。呵,一見到這由三兩塊巨石堆積成的宋皇台,不由得令人想起當初宋朝、明朝都是在這兒送終的,這可是不大吉祥的預兆,難道現在又臨到了宋末、明末那樣的時代了嗎?不能忘了「有責在肩頭」,讓歷史重演就意味著犯罪!他想到貿然去南洋募款恐無把握,有些後悔南下,還是應當與周揚等人一同北上延安為好。這難以排解的矛盾心情,只有借詩來渲泄:

  遙望宋皇台,煙雲鬱不開。
  臨風思北地,何事卻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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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汐集·南下書懷四首(四)

  正當沫若躊躇、惆悵之際,他在大街上不意遇著林林、於立群、鬱風等人。本來在上海時,立群接受了沫若的勸告,與朋友相率取海道經香港繞往武漢,然後再設法到陝北去讀書,因而他們比沫若早到香港。驚喜之餘,他們便從海陸通旅館搬到六國飯店來與沫若同住。這一下可改變了沫若的原定計劃,他把剛申請到手的出國護照暫擱一旁,準備先去廣州提前恢復《救亡日報》,這樣既可以在華南建成一座精神堡壘,又可以解決朋友們的工作問題。將《救亡日報》搬到廣州去復刊,這原是黨組織於滬版終刊時作出的決定,當時夏衍曾向沫若請示今後的辦報方針,沫若毫不遲疑地說:「一切聽恩來同志的指示,具體事情由你負責,只有一條,我是社長,打官司的時候可以找我。」而現在沫若又親自過問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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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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