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52)_學達書庫

五二

　　二十六

　　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沫若終於逃出了虎口。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皇后號」輪安全地停靠在上海公和祥碼頭邊。沫若手執司的克，故意挺胸凸肚，好象一個大腹便便的商人，不慌不忙地踏上跳板。天空黑煙彌漫，巡警的吆喝，賣苦力的兜攬，做小生意的叫喊，聲音嘈雜得令人耳噪心煩。「十年不見了，上海的情形原來還是這樣！」他好象自言自語，又好象是在與身旁的金祖同交談。他不便東張西望，只好囑咐祖同留意接客的人叢中有沒郁達夫。沒想到迎面卻走來了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何廉，他是奉命專程從南京趕來迎接郭沫若的。「尊駕該是鼎堂先生吧？」他恭敬地向沫若鞠了躬。沫若有點茫然不知所措，經他自我介紹，方才弄清楚眼前的對象是什麼角色。當他提出「想與先生談談並解釋國內和南京的情形意旨」時，沫若便以「我現在先得去看一位朋友」為托詞，暫時回絕了何廉。於是沫若和祖同雇了一輛汽車，直馳大西路（今南京西路）美麗園九號孔德圖書館。

　　沫若受到了孔德圖書館館長沈尹默的熱烈歡迎。老朋友對他回國後的處置十分關心，坐定後就商量他的出路問題：是在國民黨裡謀職呢，還是從事青年教育工作？尹默對這兩條路都不贊同，他說：「我們還是靜觀時局的發展再決定一切吧！」言下之意，他認為目前沫若不宜從政，最好還是繼續研究古代文化。沫若心中暗自忖度：「到了這裡之後還是那麼地不積極，不就等於同沒有回國一樣嗎？」這時，雜文社同人姚潛修、創造社舊友張鳳舉和李初梨也聞訊先後趕來，在圖書館的三樓參加了這次座談。不一會，郁達夫和施蟄存等人也跟蹤而至。達夫是接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電報，連夜從福州趕來的。剛才在船埠上，他們不巧與沫若失之交臂。沫若見了達夫，只是緊緊地握著他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大家仍舊熱烈地談論著沫若回國後的種種問題。當晚由達夫作東，在來喜飯店為沫若洗塵，尹默、初梨等人作陪，彼此豪飲暢談，直到深夜。

　　第二天，沫若搬到滄州飯店，沈啟予、葉靈鳳、夏衍、阿英、周憲文、鄭伯奇等人紛紛來訪。因為覺得來客愈來愈多，簡直難以應酬，便由黨組織安排，於八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蘭路）的一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公寓裡居住。夏衍看他只有一個旅行袋，問他還有什麼行李，他笑著作了一個寫字的手勢說：「只帶了一枝筆。」的確，他這次回國就是要用這枝筆，為神聖的抗日戰爭譜寫氣壯山河的洪波曲。

　　郭沫若回國成了一條重要新聞，被公認為一件帶有神秘意義的事情，以致人剛上岸，他的那首步魯迅原韻的七律就在上海灘上廣泛傳開了，張菊生、沈尹默等人還寫了和詩，各家報紙、雜誌爭著刊載，一時好不熱鬧。更有許多文化團體以及新朋舊友邀宴，備致贊佩。在八月二日中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舉行的歡迎宴會上，他答謝後深情地說：「此次別婦拋兒專程返國，系下絕大決心，蓋國勢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誠團結、對敵抗戰外，實無他道。沫若為赴國難而來，當為祖國而犧牲，謹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著揮淚朗誦了那首步魯迅原韻的詩，婉轉陳詞，滿腔憂憤，合座為之感奮不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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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據《兩文化團體昨宴郭沫若》，1937年8月3日《大公報》。

　　八月七日，中國劇作者協會集體創作的多幕劇《保衛蘆溝橋》在蓬萊大戲院開演，為了歡迎郭沫若回國和救國會「七君子」出獄，特地臨時加演一場。座落在南市區的蓬萊大戲院，雖然條件不及「大光明」和「蘭心」，場子小、座位擠，周圍都是碎石鋪的小路，但這裡是真正的華人區，附近住著的大多是典型的貧苦的中國老百姓，看不到外國巡捕的棍棒，有的是對侵略者的同仇敵愾。沫若應邀觀看了演出，觀眾們對他的出席報之以熱烈的掌聲。說明書上印著幾天前他為這個劇本所寫的親筆題詞，可以說是為廣大觀眾點明了這齣戲的主題：

　　蘆溝橋已經失掉了，
　　我們依然要保衛蘆溝橋。
　　蘆溝橋，它是不應失掉，
　　在我們精神中的蘆溝橋，
　　那永遠是我們的墓表。
　　蘆溝橋雖然失掉了，
　　我們依然要保衛蘆溝橋。

　　國民黨達官貴人亦擺出姿態，接二連三地開會、設宴歡迎郭沫若。在一次會上，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致詞，談到「目前的中國，就象一列火車，國民黨就是這列車的火車頭，蔣委員長就是火車司機」。沫若聽了，微微一笑，隨即在答詞中說：「能當司機當然很好，問題在於司機稱不稱職，或者他喝醉了酒，或者他開的方向不對，那麼，全列車就跟著遭殃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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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方殷：《記一次難忘的親切會見》，見三聯書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這時候，國民黨政府已經撤銷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令。不過對沫若說來，此刻他所關心的已經不是自己一個人的自由，而是廣大人民的民主與自由了。在《抗敵與民主的不可分性》一文中，他告誡蔣介石要抗擊日本帝國主義，就必須給人民以民主；他大聲疾呼「政治是國民生活的權利」，應當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可侮的中國」。白天，他常為要求抗日的群眾激情所感染，慷慨激昂地到處發表講話，覺得忙碌、充實。到了夜晚，念及尚未十分明朗的形勢，他又感到茫然、空虛。就在回國後的第六個深夜，他獨自坐在公寓裡，瞻仰當初協助孫中山制定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愷（1877—1925）先生的遺容，不覺淚下，感喟「奈何隨先生之終而三策亦殉葬矣」，如今狂寇日逼，平津陷沒，人民塗炭，怎生是好？他輕聲念著廖仲愷的名字，題了一首詩以激勵自己的戰鬥意志，最末一句是：「我們要追蹤你的血跡前僕而後起。」

　　沫若多麼希望抗日的烽火快快燃遍中華，然而在蔣介石統治下，金台寂寞，故國蒼茫，正是「北地已聞新鬼哭，南街猶聽舊京聲」，他確實有點失望。一天，剛隨軍調到上海的張發奎將軍來訪，沫若問他會不會開戰，他說這要看最高當局的態度，連他也吃不准蔣介石的肚子裡到底懷著什麼鬼胎。沫若倒是吃准了一點：「我看日本軍閥是決定要大幹一場的，不過這次中國也不會示弱，倘若真打起來，日本免不了要吃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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