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郭沫若傳 | 上頁 下頁
五〇


  沫若叫別人不要過慮,而他自己卻憂心忡忡。恰逢端午,按照日本風俗,附近農村每家的空場上都豎起了旗杆,上面掛著用紅布和黑布做的鯉魚,小的有幾尺長,大的長達一丈多,一遇風便在空中飄蕩起來,儼如魚兒在游泳,這大概是象徵鯉魚跳龍門。孩子們嚷著要爸爸帶他們去看「鯉幟」,可是說什麼沫若也提不起興致。接著又是梅雨季節,天總是那麼黃沉沉地擺著一副不陰不陽的面孔,周圍的空氣好象在融化著的黑鉛,分外的悶人。報上載著,蘇聯和日本在黑龍江邊發生了什麼紛爭,據說日本兵打沉了蘇聯的一艘炮艦。只要國際上一有這類風吹草動,沫若就不得安寧,六月底七月初,刑士和憲兵輪番來探詢,簡直把他當作蘇聯間諜似的。他想起前幾天四川達縣城區第二小學全體師生寄來的一封信,便又取出來重讀了一遍,從這裡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信中對沫若深表關切,並以雨果相期許,說雨果亡命英倫時,一個人在多維爾海峽的半島上遙望他的祖國法蘭西,那種情景是何等雄偉而豪放;遙想先生遠在東洋獨個兒出遊於海島或沙灘之上,對於母國懷念的情緒必定不亞于當年的雨果。出於家鄉人民之口的知己之言,沫若怎能不動心?他謙恭地寫了回信,並應師生們的索求為他們作了校歌。他含著熱淚,在信中說:

  你們以法國的雨果期許我,我是敢當不起的。我自己離開中國又快滿十年,離開我們四川,更已二十四年了。自己實在是沒有什麼成就,真是對不起自己的國族,想起來,實在是很慚愧。不過我思念我國族的情趣,實在是有難於用語言文字來表達者。自己一息尚存,總想努力,以期不負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們國族目前處在危難的時候,我們做國族的兒女的人,尤當是生死與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後一珠血都要于國族有所效益。朋友們,你們以後請時常鞭撻我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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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雙鯉魚》,1937年7月《中國文藝》第1卷第3期。

  歸國的事尚無著落,「七·七」事變的消息卻赫然載於報端。為了看到真實的報道,幾天來沫若的床頭堆著許多中國報紙,他當然不會輕信日本報紙上的歪曲宣傳,說什麼事變的起因在於中國駐軍槍殺了一名日本士兵。上海出版的《大晚報》上分明說,七月七日那天夜裡,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舉行挑釁性軍事演習的日本侵略軍,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並要中國駐軍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國軍隊的嚴辭拒絕,日軍竟炮轟宛平城和蘆溝橋,當地駐軍即奮起抗擊。沫若意識到此事非同凡響,實際上昭示著母國已經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

  時局吃緊得很,有許多日本婦女拿著布匹和針線在街頭巡行,請求過路人每人縫上一針,據說這密密麻麻地縫了「千人針」的布送到軍部去,可作為前方將士避彈的護身符,這當然是一種迷信。這些婦女或是出於對兒子的鍾愛,或是出於對丈夫的依戀,臉上大都顯露出悲苦、迷茫、抑鬱的神情,顯然她們絕不願意自己的親人到他國去送死。街上還有一些在鄉軍人少年團團員,也在攔住行人輸金募捐。沫若不願看到這種種情景,事變發生以來他深居簡出,然而眼雖不見,耳朵卻不能擺脫空中飛機的轟鳴聲,這是寓所附近航空學校的學員,正在日夜不停地駕機演習。最討厭的是,刑士、憲兵和警察上門糾纏更勤,他們無端地追問沫若對這次事變的意見,喋喋不休,沒完沒了。一天,一個刑士又來盤問:「這幾天蔣介石大概很苦吧?郭樣,你知道得很多吧?」「大概是吧!」沫若故意接住他的話頭,然後從反面作了回答:「好在我這幾天很糊塗,反正這些事和我漠不相關。我向來是反對他,才跑到此地來的,現在就讓他去吃些苦頭吧!」刑士聽了他的話,高興地點點頭、聳聳肩,一會兒就被打發走了。這時日本當局之所以密切注意蔣介石的動向,是因為他迫於全國人民的壓力,已經宣佈對日作戰。

  在沉悶難耐的空氣中,幸有金祖同常來扣訪。七月十五日,祖同又來了,師生兩人隨便交談了對「七·七」事變的看法。沫若說:「事情很有擴大的可能,因為這裡天天在報紙上宣傳中央軍胡宗南部、商震部、陳誠部和東北軍萬福麟部北上的消息,藉此欺騙他們的人民,從而可以調動自己的大軍,實現併吞華北的陰謀。」祖同看見沫若一臉的怒色,聲調也越來越高,待他略微鎮靜了一些,才又發問:中國軍隊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步驟?沫若絕對主戰,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們必須以鐵血來對付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物質上會損失很大,因為日本的軍備要超過我們十倍,但好在這次中國的民氣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這是絕對有把握的。」祖同十分關心老師個人的出路,便直率地提出:「這是你走的最好機會了,看形勢,全面抗戰或有因此爆發的可能。」他擔心如果兩國正式開戰了,那時候沫若就完全成了籠鳥檻猿,再也脫身不得。沫若很感謝弟子的好意,但又說:「你走的機會比我多,你是個單身漢。」是的,沫若不能不為自己走後家屬的生活無著而躊躇。同時他也清楚,自己的出走比誰都麻煩,單是擺脫日方的嚴密監視就不容易。他在猜測,這些日子刑士和憲兵來得特別頻繁,就是怕他逃離日本,一旦他們感到防不甚防,也有可能會弄死他。於是他想到了要寫遺囑,祖同愣了好一會,方才明白他的用意,便為之磨墨潤筆。沫若從書堆裡抽出一張日本稿紙,沉思片刻,就決絕地揮毫疾書:

  遺言

  臨到國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時候,不幸我已被帝國主義者所拘留起來了。不過我決不怕死辱及國家,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唯有以鐵血來對付他。我們的物質上的犧牲當然是很大,不過我們有的是人,我們可以從新建築起來的。精神的勝利可說是絕對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國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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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已佚,此系金祖同據當時記憶錄寫,見殷塵:《郭沫若歸國秘記》,言行社1945年版。

  落款後又加蓋了一枚刻有「沫若」二字的陰文印章,即交給金祖同,鄭重囑託:當他萬一遭到不測,能替他帶回國內發表。

  過度的煩惱和心焦折磨著沫若,夜夢亂紛紛,白晝昏沉沉,他已難以掩飾在此邦不可一日安居的神態,然而又怎能忍心拋下生死與共的家室兒女?安娜一時還沒察覺沫若的行色,自從「七·七」事變以來,她每天在焦急地讀著報紙,探測中日關係發展的新消息,咒駡發動侵華的軍政當局早日覆滅,一心期待兩國的和平。她說這些話時毫無顧忌,即使有刑士和憲兵在面前也不回避。夫妻情深,相依為命,而今勞燕不能雙飛,叫沫若如何向安娜開得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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