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49)_學達書庫

四九

　　離別祖國快十年了，無論國還是家，都發生了怵目驚心的變化。親愛的母親和大哥已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先後病故，最使沫若痛心的是無法回國奔喪。來日本的第五年，又由沫若親自接生，新添了一個兒子志鴻。家庭的拖累倒不算什麼，最難受的是精神上的種種刺激。一九三六年發生的「二·二六事件」，原是日本法西斯軍人發動的武裝政變，憲兵居然也要把沫若拉去詢訊。此次暴亂很快被平息，其後執政的廣田內閣更加反動，積極策劃對中國的進一步侵略，在經濟上推行「戰時體制」，在政治上則搞什麼「國體明征」，並實施「社會新編制」，妄圖健全法西斯體系。生活在這樣一個比監獄還不如的國度，連一般有愛國情緒的中國留學生都在被加緊監視中，何況對郭沫若？他想起有人說他「海外十年」是在享清福，誠然，比起「火線十年」或「鐵窗十年」的朋友，自己委實要慚愧得流淚的，不過他實在並不想再這樣「福氣」下去。

　　這年年底，在福建省政府供職的郁達夫，以出國購買印刷機為名順道遊歷日本。當他突如其來地出現在佐藤家門前時，可把沫若和安娜樂壞了。十年不見，一旦重逢，彼此不知有多少話要相互傾訴。達夫和沫若專門約見了一次，兩人暢談了整整一天。記得一九二十年達夫在《洪水》半月刊上發表了《廣州事情》，沫若站在當時的立場上曾去信批評這篇文章「傾向太壞」，後來再加上王獨清的挑撥，達夫「因一時感情作用」而與創造社脫離了關係，兩位親如手足的朋友之間頓生齟齬。然而一旦推心置腹地交換了意見，便什麼隔閡都消除了。眼下，他們取著偏僻的路徑並肩而行，時而漫步在真間山一帶，時而徘徊于江戶川畔的大堤上，冬陽煦煦，江風習習，友情的話語互相溫暖著心肺，這中間自然少不了談論中日兩國交鋒的形勢，達夫希望沫若再度歸國共事，沫若何嘗不想重溫舊夢？

　　在達夫滯留東京期間，沫若曾先後應改造社、中國文學研究會、東京詩人俱樂部、日比谷山水樓主人之邀，出席他們為達夫舉行的歡迎會。在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作東道主的晚宴上，沫若應增田涉索求留下一首七絕：

　　銀河倒瀉自天來，入木秋聲葉半摧。
　　獨對寒山轉蒼翠，淵深默默走驚雷。

　　在座的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人都在圍觀，但見字跡歪歪扭扭，似乎象作者本人一樣帶著醉意，然而詩中的意識完全清醒。

　　在中國文學研究會設的宴會上，酒過幾巡之後，沫若突然代達夫接杯痛飲，他有些擔心達夫酒醉之後會自我暴露，洩漏他倆談話的內容。散席前，主人武田泰淳照樣吩咐店裡的侍女拿了些斗方來要大家題字，沫若一口氣寫了好幾張，其中給達夫的也是一首七絕：

　　十年前事今猶昨，攜手相期赴首陽。
　　此夕重逢如夢寐，那堪國破又家亡。

　　題罷，他怕自己的用意太露，便握著武田泰淳的手反復說：「我永遠在日本住下去。」出門時還高呼：「大日本帝國萬歲！」^①

　　--------
　　^①兩次赴宴的情況系據增田涉等人的回憶以及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年譜》，轉引自呂元明：《郭沫若在日本》，見1983年《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17輯。

　　一個月後，達夫又回國了。這一對「孤竹君之二子」喲，「叔齊」西去，「伯夷」仍留東國。此番攜手相期何處聚？但願不久春申江畔重相會。

　　〖第九章「又當投筆請纓時」〗

　　二十五

　　日本早已於一九三二年進入軍人專政的時代，這以後內閣頻頻更換，日益成為軍部的傀儡，他們瘋狂地發動和擴大侵華戰爭，夢想重演「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的慘劇，因而正直、反戰的政治家不斷遭到殺害。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園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於在一九三七年的內閣會議上仗義執言。這年的四、五月間，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東京日比穀設宴慰問尾崎，沫若亦應邀出席作陪。席間，他請求尾崎談談對中日戰爭的預測，得到的回答是：戰爭難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經對軍部無可奈何，只有讓他們去碰一次崖，然後才有可能覺悟。這話句句說到了沫若的心裡，他相信中國這座「崖」如同銅牆鐵壁，而今四萬萬同胞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建築新的長城，他多麼希望自己也能參加築城的行列。

　　眼看戰爭的確不可避免，沫若更加心急如焚。為了推進抗日，當他聽說豐禾子迫于日方刑士的滋擾已決定回國去廣西，便托她捎了一封信，請頗受桂系軍閥重視的她的父親轉交白崇禧（1893—1966），以敦促蔣、桂合作一致攘外。不久，這封信順利地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這是「四·一二」政變前後曾一度受命逮捕郭沫若的白崇禧，所萬萬料想不到的一樁奇事。^①

　　--------
　　^①據鳳子：《雨中千葉》，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報》。

　　五月下旬，沫若接連收到郁達夫於十八日同時發出的兩封來信，一為航空，一為平郵，說明有急事通知。原來達夫為沫若回國的事長期奔走已見效，他在信中說：「今晨因接南京來電，囑我致書，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對兄有所表示，萬望即日整裝，先行回國一走，臨行之前，並乞電示，我當去滬候你」。至於南京方面怎麼會召沫若回國的，達夫只約略提了一下，說「此事之與有力者，為敝東陳公洽主席，及宣傳部長邵力子先生，何廉處長，錢大鈞主任，他們均系為進言者」。沫若一時當然無法知道其中的奧妙，後來他才弄清楚：由於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引起了西園寺公望的注意，這位頗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認為，一個四十歲上下的人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太不容易了。日本報紙早就把這個消息當作新聞報道出來，國民黨也乘機予以大肆宣傳，而且不惜添油加醬。一九三四年上海《社會新聞》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園寺》一文，稱西園寺十分讚賞《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及有關古文字學研究著作，特在別墅親自設宴招待郭沫若。他們這樣做，無非想證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園寺公望當了漢奸。看看社會上沒有多大反響，不久這件事也就無人再提。時至一九三七年，國民黨中的親日派張群、何應欽等人妄圖與日本相勾結，便又想起郭沫若與西園寺公望的關係可以利用，因而他們就請求蔣介石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令，讓他回國再作安排。事情決定後，便由福建省主席陳公洽托郁達夫轉告郭沫若。

　　回國果真有了指望，沫若心花怒放。可是在動身之前，有兩件事需要當局預先辦好：一是取消通緝的手續，二是匯上足夠的旅費。達夫原說「此事當能在十日之內辦妥」，結果等了一個多月還未見音訊。弟弟、妹妹都早已風聞並來信詢問，叫他如何回答是好？為了使親人們安心，他只得在回信中說「出處進退我自有權衡，請不必為我過慮」^①。

　　--------
　　^①1937年6月21日致妹夫胡灼三信，見1980年《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8輯。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