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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國防文學」的口號原是周揚、夏衍等人提出的,當時沒有來得及和魯迅商量。同是出於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魯迅和茅盾、胡風(1902—1985)等人也醞釀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他們曾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由於「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以致未能如願以償。兩個口號都各有一批贊同的人,雙方論爭十分劇烈。郭沫若起初認為沒有必要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他是站在「國防文學」論者一邊的。一九三六年六月間,他連續寫了《在國防的旗幟下》和《國防·汙池·煉獄》兩篇論文,鼓吹「國防文學」體現了時代的要求,是「積極的反帝運動」吹起的軍號,對擔心提倡「國防文學」會墮入「愛國主義的汙池」的錯誤論調提出了嚴肅的批評,指出倘若愛的是「帝國主義的國」,那樣的愛國主義才是「汙池」,而如果愛的是「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這樣的愛國主義只能視為「煉獄」。鑒於「國防文學」這一口號自身的缺陷,沫若還特意申述己見作了補充:

  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多樣的統一而不是一色的塗抹。這兒應該包含著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倀的東西。……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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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為了與朋友們進一步交換意見,七月十日沫若又以「國防文學」為專題,跟陳北鷗、任白戈、林林、張香山等質文社同人舉行了座談。他在發言中強調「國防文學」比「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含義更廣,前者包括了後者,因此後面這一口號「如果在國防文學問題的內部提出是對的,如果同國防問題對立起來自然是錯的」。

  對於郭沫若的這些看法,魯迅非常重視,他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篇萬言長文中,誠懇地表示「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

  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不過,他也持有異議,比如,他指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

  由於魯、郭之間長期以來時有筆墨糾紛,再加上這次關於文學上兩個口號的意見分歧,一些反動政客和文人便乘機挑撥離間,飛短流長,妄圖破壞和分裂他倆的關係。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上海出版的反動雜誌《中外問題》(其前身為《社會新聞》)第十六卷第四期上,置於《黨政秘聞·文化情報》專欄的顯著地位刊載的《郭沫若與魯迅》,居然揚言「文壇上沒有兩把並列的交椅」,魯、郭絕不會「釋嫌為歡」,這些傢伙巴望能「坐山觀虎鬥」,眼見他倆落得個「兩敗俱傷」。

  事情果真有點麻煩,東京的朋友們,尤其是年輕的朋友,讀了魯迅的長文後都很憤慨,而且有許多人感到彼此的分歧愈見嚴重,他們對事態發展的估計更加悲觀了。唯獨沫若不以為然,他披閱了魯迅的萬言書,覺得問題是明朗化了,看到了解決糾紛的曙光:魯迅先生畢竟不愧是我們的魯迅先生,他的態度是這樣鮮明,他的見解是這樣正確,原來他對於「國防文學」並沒有反對,而是同意兩個口號並存,他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魯迅說得好:「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使沫若深感內疚的是,自己對魯迅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論爭吧,在讀那篇長文之前,竟沒有摩觸到他的真意。鬩牆的兄弟應該外禦其侮,八月三十日,沫若打著赤膊費了一日之力,草成《蒐苗的檢閱》一文,把這次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看作一次軍事演習,就象古時候按季節徵集全國壯丁舉行大規模田獵一樣,春天的謂之「蒟」,夏天的謂之「苗」,魯迅也是「在調遣著我們」作「檢閱軍實的蒟苗式的模擬戰」。

  敵人的陰謀詭計終究未能得逞,通過兩個口號的論爭,郭沫若與魯迅非但沒有決裂,反而更加親近了。他們始終有著同一的目標,而今主動緊密配合,有時還採取統一行動。十月一日,郭沫若與魯迅、茅盾、巴金、冰心等二十一人,在上海《文學》月刊聯名發表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呼籲全國文學界同人為抗日救國而聯合起來,要求廢除「阻礙人民言論自由之法規」。他們的愛國呼聲,很快傳遍海內外,反動派為其威力所震懾,十分懊喪。

  正當郭沫若對魯迅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時,萬萬沒有料到魯迅會溘然與世長辭。這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黃昏時分,伏案工作了一天的沫若拿起剛送來的晚報隨意瀏覽,突然見到了這條消息:魯迅先生于今晨五時二十五分在上海逝世。他驚得呆了好一會,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對這條消息的可靠性十分懷疑,特意跑到鄰家去借閱了別種報紙,見也載著同樣的噩耗,他的心被揪成了一團。秋風卷著秋雨撲進窗內,不斷的雨絲更增添無限的哀愁:從此永遠失去了與這位文化偉人晤面的機會。無論是人和物,為什麼到失去了的時候才特別感到可貴和戀念呢?沫若恨與魯迅相知太晚,現在只能讓懷念永遠與惆悵交織在一起了。聯想到六月間獲悉高爾基死耗的那天,也是個陰沉沉、雨淒淒的日子,這雨啊,怕是上蒼在哀悼人世間這不可估量的重大損失吧?唉,僅僅相隔四個月,竟接連失墜了兩顆宏朗的巨星!在浸淫的雨意內外交侵著的夜晚,他覺得周圍的黑暗好象增加了濃度和重量。他默默地重又提起筆,想寫點什麼。晚飯時間早就過了,安娜看他木然坐在那裡一時不想離開書房的樣子,也就沒有催他。陷在哀思中的沫若,他想到要撰文給魯迅以高度的評價,又怕自己是最不適當的人,但最終還是挺身而出,敢於直率地對著一些讒謗者吐出自己的心聲:「魯迅是我們中國民族近代的一個傑作。」他便取《民族的傑作》為題做了一篇悼文,這才放下筆起身往廚房走去,口中還在念念有詞:

  中國文學由魯迅而開闢出了一個新紀元,中國的近代文藝是以魯迅為真實意義的開山,這應該是億萬人的共同認識。……魯迅的戰鬥精神與年俱進,至死不衰,這尤其是留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榜樣。

  魯迅的死震動了全中國,進步的人們哀思不絕。東京的中國留學生懷著沉痛的心情,躲過日本法西斯鷹爪的干擾,以東流文藝社、質文社、中華戲劇協會、文海文藝社、中華留日世界語學會等團體的名義,於十一月三日在日華學會舉行追悼魯迅大會,到中日文藝界七百餘人,郭沫若亦冒險趕來參加。禮堂中央供奉著魯迅遺像,兩旁滿懸哀挽屏聯和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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