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45)_學達書庫

四五

　　這時「左聯」已宣佈解散，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另行組織了作家協會（後改名中國文藝家協會），沫若也參加了這一組織。

　　沫若與眾多青年聯繫，勢必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幾乎他走到哪裡都有穿黑西服的人尾隨在後。炎夏，他跟妻子兒女去太平洋畔的浪花村岩和田避暑，只不過小住十日，居然也有刑士在跟蹤探頭探腦地窺視。他從報上獲悉周豈明（作人，1885—1968）亦在江戶小寓，日方禮遇甚殷，時有宴請，這與自己的生活恰成鮮明的對照：豈明先生是黃帝子孫，我也是黃帝子孫；豈明夫人是天孫人種，我的夫人也是天孫人種；而豈明先生的交遊是騷人墨客，我的朋友卻是刑士憲兵。這說明什麼呢？他下海浸了一會兒，沒有風，浪頭倒不小。人們往往愛說「無風不起浪」，其實熟悉大海的人方才知道，大海慣愛無風起浪。忽然他的腦海中湧出了兩句詩一樣的文字：

　　舉世浮沉渾似海，了無風外浪頭高。

　　他洞察到了生活的底蘊：在大風大浪中奮臂搏擊固然是一種考驗，於無風處劈波斬浪也是一種考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後一種考驗更為嚴峻。

　　二十三

　　一九三六年春，東京街頭坦克車在結隊遊行，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華後備軍正在緊急行動，戰爭的風雲密集於中國的上空。郭沫若雖然難以及時打聽到國內有關抗日的種種新信息，諸如：東北義勇軍在湯源召開代表大會，宣佈成立抗日聯軍，以楊靖宇（1905—1940）將軍為總司令；陝北紅軍組織的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發表《東征宣言》，隨即東渡黃河，準備開赴河北抗日前線，蔣介石卻命令何應欽駐守太原，調集兵力予以堵截；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宣告成立，並發表宣言，呼籲各黨派聯合抗日。但他從此間各種突兀的跡象大體亦有所察覺，他已經聞到了濃烈的火藥味。

　　連日來沫若的心情煩躁不安。前幾天他在東京街頭的一家鰻魚食堂內，曾聽到收音機裡在播放惱人的日本軍人的演講，什麼「……滿洲……支那……膺懲……不逞……非常時……帝國……」，這些詞兒象流彈一樣向他的早已破了的鼓膜打來，儘管聽得不甚清晰，不過大意尚能捉摸得到。這種刺耳的音響仿佛一直在耳邊縈繞。

　　對沫若說來，一天中唯一比較輕鬆愉快的時刻，是午前九點前後，因為這時候郵差要來，會送上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友人的信件以及刊物。這是五月的第一天，他隨手翻閱郵差剛送來的日本《世界知識》二月號，見卷首刊載了一組照片，冠著醒目的標題《鏡頭上看見的支那共產軍》。他本能地意識到，日本帝國主義又在借題發揮了。細看那些照片，其中有一幅：前面，兩個青年赤裸著上身，雙手被反剪在背後，頸子上高高地插著一根標簽（看不清上面寫的人名和罪名），兩腳都鎖著鐵鐐，而他們的面部表情卻是從從容容，泰然自若。後面，三個荷槍的士兵在監視著；旁邊，一個頭戴鐵盔、身穿短打的便衣人員，當是劊子手，他帶著一臉的嘲笑，用手杖指著青年腳上的鐵鐐。顯然，這是共產黨員被捕後押赴刑場的鏡頭，可是刊物的說明文字卻寫著「被共產軍捕住而強迫他們投降的住民」。再看另外幾幅照片的說明文字，也都與實際內容完全相反。這不是故意歪曲嗎？已逾不惑之年的沫若，激起的愛國義憤絲毫不減當年。被帝國主義的狂濤惡浪席捲著的母國喲，幸虧有象照片上的這些共產黨員組成了一道堅不可摧的海堤在保衛著她！沫若輕輕撫摸照片上遇難同志的頭顱，心中升騰起崇敬之情。

　　母國的形象豈容歪曲！他想到日本《文藝》雜誌編輯部的約稿，要他以「作為日本文學課題的，支那」為題，做一篇關於怎樣描寫中國的文章。此時此地，他覺得從日本人口中吐出的帶有蔑視意味的「支那」這個詞，顯得特別刺眼，就象個死蒼蠅似的，簡直叫人噁心，必須將它從標題中挖掉，而代之以「我的母國」。文章一開頭，他鄭重其事地聲明：

　　我不想叫我母親在那兒生下我而且把養大了的「中國」為「支那」，固然，我不是世間的所謂國家主義者。

　　但是我也不想在愛國者的一件事上而落人後。為著「弱」就是罪的原故，我的母國正在經歷著未曾有過的危難。為著她，就是在這一瞬間要我舍去我的生命都是所不顧惜的，我時常這麼想著，也許僅是這種意趣是可以代表中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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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稿為日文，中譯文見上海《文學叢報》1936年7月第4期。

　　是的，沒有這種意趣，怎麼配稱炎黃子孫？沫若為母國悲哀，同時也為母國驕傲。母國的真情實況到底是怎樣的，沫若心中自然有數：「在那兒正有著偉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儼然的現實活著，在那兒有從被戰車，坦克車軋殺著的大地的心底迸發出來的鐵流的浩蕩，有多次新生機的胎動，陣痛，流產，……」他寫到這裡，多麼希望日本作家和廣大人民不要受他們統治者的矇騙，他敦勸他們「在將中國當作課題之前，積蓄關於中國的體驗，是第一條件。如果想積蓄體驗，跨過黃海去，至少對中國生活有一年或兩年的修養」，否則就休想寫出偉大的中國和偉大的中國人民的真實身影。

　　在戰火中掙扎的母國，她的每一聲呻吟、每一個舉止，都牽動著沫若全身的神經。眼看抗日救亡的聲浪彌漫全國，並且橫溢到了國外，與政治方面有人建議組織國防政府相呼應，在文化方面又有人提出了「國防文學」的主張。他想起不久之前在質文社的一次編委會上，曾聽任白戈說上海文藝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國防文學」這一口號，當時心中不免有些犯疑：「用『國防』二字來概括文藝創作，恐怕不妥吧。」這是因為他對「國」字有所猶豫，國是蔣介石在統治著的，而他對蔣介石是夠憎恨、厭惡的了，籠統地談「國防文學」豈不是模糊了階級陣線？因此，有人約他寫關於「國防文學」的文章，他一時多所顧忌。一天，質文社的林林來訪，興沖沖地帶來了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這是他在東京神保町青年會從國內寄來的書報裡，乘著人手雜、郵件多撿來的。很久沒有得到黨的消息的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如獲至寶，他貪婪地讀著這份印在淡紅色紙張上的《八一宣言》，頓覺撥開雲霧見青天。宣言指出：當前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和國民黨政府加緊賣國的情況下，亡國滅種的慘禍已經迫在眉睫，因而無論各黨派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或利害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該立即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沫若還看了季米特洛夫（1882—1949）在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他細細體會《八一宣言》的精神，終於從錯綜複雜的矛盾中理出了主線，明確了目前的中國民族矛盾已經超過階級矛盾，「國」是被帝國主義欺侮、侵略的「國」，當務之急在於實現全民總動員，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財力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文化戰線也必須總動員，作為意識形態有力鬥爭工具之一的文學，當然也要納入這一鬥爭行列，因而提出「國防文字」的口號應當說是及時的，他從心底裡表示擁護，這時他對林林說：「好，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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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夏衍：《知公此去無遺恨》，《人民文學》197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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