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41)_學達書庫

四一

　　二十一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的思想統治更加趨向反動，經濟生活也很不穩定。中國境內亦同樣如此，國民黨政府頒佈了《宣傳品審查條例》，在加緊進行反革命軍事「圍剿」的同時，又加緊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一九二九年二月連創造社及其出版部都被封閉。郭沫若好比夾在兩塊板中間的一團肉，幾乎動彈不得：一方面，原先創造社承擔按月接濟的生活費從此斷絕，另一方面，又碰到日本金價暴漲，一時簡直難以應付，真是：「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①為了顧全一家六口的生活，他不能再專門從事古代社會的研究，而必須分出精力兼搞別種文字的寫作和翻譯。寫什麼呢？直接描繪祖國火熱的現實鬥爭生活嘛，顯然不可能，那麼就從追記自己往日的經歷中抒發眷戀祖國人民的情懷吧。他時斷時續地寫下了內容相蟬聯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後》、《黑貓》、《初出夔門》等回憶散文，就象大渡河由於在崇山峻嶺中迂迴曲折地流著必然形成自己特殊的河道，他寫的只是這樣的社會生出了自己這樣的一個人，或者也可以說有過這樣的人生在這樣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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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我的童年〉後話》

　　至於翻譯，對沫若說來倒是更符合他心願的快事。從知名作家的大手筆中遴選自己心愛的作品，邊欣賞邊譯述，樂此不疲，確有無限的情趣。美國作家辛克萊用血汗、呻吟和眼淚寫成的小說《石炭王》、《屠場》和《煤油》，深深地打動了沫若，覺得自己從不曾讀過這樣有力量的作品，書中的主人公保羅等人的命運使他牽腸掛肚，雖然他不滿意在辛克萊的作品中，追尋不出蘇俄新興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尖銳意識，不過對資本主義的罪惡，「他勇敢的暴露了，強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炮全線的暴露了，這是這位作者最有光輝的一面」^①，因而他將這三部小說都介紹給了中國廣大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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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寫在〈煤油〉後面》，見上海光華書局1930年6月版《煤油》。

　　早年瞿秋白曾勸郭沫若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沫若雖有意卻一直未遂心願，現在有時間重新考慮了，恰好上海文藝書局也托人來交涉翻譯這本書的事，儘管他有難處，但主要為解決生計也就答應了。這次的譯事相當艱巨，因為他不懂俄文，是從德譯本轉譯開始的，同時參照英譯本和日譯本，後又改用英譯本為藍本。由於書局急於出版，他只好邊譯邊寄，書局則邊印邊出。從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第一分冊誕生，到一九三三年三月中第三分冊問世，書局出於營業困難竟戛然而止。這時全書只譯到了將近一半的光景，還有部分譯稿寄存在內山完造那裡，當然已無須轉交文藝書局，沫若被迫也只好立即停筆。

　　除文藝作品之外，這期間沫若還翻譯了給過他不少教益的德國米海裡斯所著《美術考古學發現史》，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歌德的《真實與詩藝》，以及英國威爾斯的《生命之科學》等著作。有意思的是，沫若當時的譯著，出版時署名有時被換作了別人的名字。《政治經濟學批判》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後，不久坊間即出現了另一種版本，封面上居然標著「李季譯」。這位曾留學德國後來參加了託派組織的史學家李季，其本人當然事先並不知道，而是書局企圖借用他的大名以逃避國民黨政府的禁令，可見當時「郭沫若」這個名朋字實在是個危險的信號。有一次，一位剛從中國來到日本的友告訴沫若，國內反動當局在拿他的作品來測量青年們的思想，凡是喜歡讀他的著譯的，往往遭到反動當局的殺害。沫若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連聲迭問：「真有這回事嗎？」朋友回答得十分乾脆：「當然有這樣的事，而且我曾親眼看到在長沙為了一部《橄欖》，殺掉了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至於為《新時代》、《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及其他著作被殺的，也不知有多少。」^①聽完這話，熱血直往頭部湧，沫若覺得暈眩，幾乎站立不穩……《橄欖》，滴著鮮血的頭顱，一張張渴求知識的稚氣的臉，一具具失去腦袋的軀體，它們在旋轉，傾倒，都壓在沫若身上，眼看青年的血快把他淹沒了，他感到血的份量，都快窒息了，有氣無力，只是在喃喃自語：「筆！我的筆！重！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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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蒂：《郭沫若印象記》，見黃人影編、上海樂華圖書公司1932年12月版《文壇印象記》。

　　一九三〇年，沫若還完成了一部「生平最得意之作」，即長篇小說《同志愛》，後定名為《騎士》，是歌頌北伐中的一位女戰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的原型，就是共產黨員、當時國民黨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黃慕蘭。篇幅在十萬字上下。這部書多少彌補了他一樁未了的心願：那是一九二九年，高爾基（1868—1936）有意把一九二七年前後的中國革命寫成一部小說，希望有中國的同志和他協作，朋友們推薦郭沫若去，遺憾的是沫若終因種種羈絆而沒有達到這個目的。自此，高爾基的那個意趣時時挑逗著沫若，多少個熟悉的面孔經常浮現在他腦海中，多麼沉重的對犧牲了的同志的緬懷，不時繚繞心頭，他感到自己有責任把中國那段光輝的歷史形諸文字。於是他一鼓作氣地寫了散文《武昌城下》，同時又創作了這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騎士》。

　　在此前後，有人曾將魯迅比作中國的高爾基，也有人將郭沫若比作中國的高爾基，沫若認為這大可不必，各國有各國的情況，難道中國的作家不跟外國的名家相比較就不足以顯出自己的身價？如果一定要比，「中國的高爾基」這一稱號只有魯迅才配。對於魯迅的偉大，郭沫若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他清楚地記得這次來日本不久，曾與創造社、太陽社圍攻魯迅的聲浪相呼應，用筆名杜荃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罵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當時可謂竭盡了挖苦嘲罵之能事，覺得唯有這樣才痛快，可事後卻深感內疚、羞愧，甚至不願向朋友提起他曾寫過這篇文章。他知道歷史上的這一筆是塗抹不了的，怎樣彌補自己的罪過呢？只有借一切機會來作一些自我批評。他坦率地承認過去對魯迅激烈的抨擊是舊式「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在作怪，誠懇地向魯迅表示：

　　我們現在都同達到了一個階段，同立在了一個立場。
　　我們的眼中不再有甚麼創造社，我們的眼中不再有甚麼語絲派，我們的眼中更沒有甚麼釘子……以往的流水帳我們把它打消了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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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藝論集續集·「眼中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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