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39)_學達書庫

三九

　　搜集和辨認甲骨文字，也給家庭增添了樂趣。有一段時期，每天吃晚飯的時候，沫若總喜歡把骨片一塊一塊地擺在食案上，讓全家人一起來辨認，說：「來，大家猜猜看這是什麼字？」次子博生往往猜中的最多，沫若常常豎起大拇指誇獎他。然而誰也不會想到，他們爺兒倆還是一對暗中的酒友呢。事情是這樣的：郭家的飯桌上一般不備酒，因為安娜怕丈夫嗜酒飲過量對身體不好。但他們家卻從未斷過酒，廚房的一個角落裡總是放著一瓶。一天一天地酒在減少，誰也不追究是誰喝掉的，一旦酒瓶空了，安娜又會重新擺上一瓶。原來沫若總是趁沒人看見的時候，跑到廚房去幹上一杯過過癮。博生便鑽空子，也時常偷偷去呷上兩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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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菊地三郎：《郭沫若先生流亡十年拾零》，1986年《郭沫若研究》第2輯。

　　誠然，甲骨文字之學大抵以羅振玉、王國維為兩大宗師，沫若對他們極為推崇，但又認為他們未能擺脫陳腐的封建觀念，諸如「山川效靈」、「天啟其衷」之類的神話時不免流露於筆端，這當然會影響他們治學的科學性。至於一般古文字學者，平素更缺乏科學的教養，對絕好的史料往往只是零碎地發揮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作有系統的科學的把握。他們的所謂研究成果，不過是一些材料的雜揉，沫若戲呼之為「紙上的雜貨店」，對此他當然很難滿足。他的研究目標十分明確，即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以羅、王等人的業績為出發點，從古物中去觀察古代的真實的情形，還歷史以本來面貌。他覺得：

　　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紀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

　　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瞭，那是情理中事。中國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實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還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外國學者的不談，那是他們的矜慎；談者只是依據舊有的史料、舊有的解釋，所以結果便可能與實際全不相符。

　　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闢了，我們接過手來，正好是事半功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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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

　　毋庸置疑，這個設想十分令人鼓舞，然而在實際研究工作中，沫若也碰到了不少困難：一是資料匱缺，連必要的工具書都無法自備；二是孤軍作戰，苦無相與研討之人。東洋文庫藏書雖豐，但身居鄉間的沫若，遠道前往查閱深感不便。《殷虛書契前編》和《殷虛書契後編》當是常用書籍，可惜前編無力購置，後編僅能買個殘本，以致每查一字必須奔走東京。他不得不冒昧投書國內學者，祈求給他這個「未知友」以幫助。從一九二九年八月開始，他與王國維曾稱許的當時燕京大學容庚教授訂下了親密的文字之交，以後頻頻通函，樂與相商，彼此同氣相求。沫若尤其感激容庚慷慨惠借珍貴圖書資料，主動為他推薦文稿。此外，李一氓也經常在上海為他搜集、購寄所需要的書。患難之中得到朋友們的勖勉和支持，更鼓起了他攻克科學堡壘的勇氣。

　　考釋甲骨、研究歷史是極為嚴肅的工作，任何一個結論都必須建築在對材料的審慎研究上。沫若覺得書齋生活的樂趣就在於不斷獲得材料，不斷消化材料，不斷有所發現，不斷有所突破。每當他打聽到哪裡有新發掘的地下材料，必定千方百計覓來過目。獲悉董作賓曾於一九二八年冬從事過殷墟之發掘，著有《新獲卜辭寫本》，他便通過友人的幫助得以一睹。一九二九年十月底，傳聞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赴安陽小屯發掘甲骨，他恨不能飛返國門。不久又聽說發掘工作遭到國民黨河南省政府阻止，他為之惋惜、感喟不已。類似小屯的被封鎖在地下的圖書館和博物館，潛藏在祖國的腹腔中不知有多少，有哪個執政者懂得要利用它們來為人民造福？他憤慨，他煩惱！放眼歐美各國，無論是地上的考察抑或地底的發掘，短時期內幾乎把所有的領域都踏遍了。舊大陸的西半部就好象動過腹腔手術一樣，已經把五臟六腑的秘密全都探明，學者們自然要背負行囊希冀開墾東半部的處女地赤縣神州，毋怪乎西歐各國紛紛派遣學術探檢隊來踏訪中國，連日本人的足跡也已經到達了滿蒙、山東，中國的學者怎能按兵不動？沫若熱切期待考古學的黃金時代快點到來，能集合多方面的學者、多方面的資金，作大規模的科學的發掘，自己亦能躋身這一行列，因而他在給容庚的信中說：「歸國恐尚非其時，弟之夢想將來如有機會，與兄攜手同把鋤頭于秦隴之間，必一快事也。」^①無奈理想畢竟不是現實，中國的學者們儘管動了起來，中國的當權者卻又把他們壓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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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曾憲通編注：《郭沫若書簡（致容庚）》第3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卜辭艱澀，考釋頗費功夫，抄寫尤耗精力。沫若日以繼夜地鑽研，廢寢忘餐地撰述，不幸偶感風寒發了高燒，可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毛筆。作為書稿《甲骨文字研究》重點篇目的《釋支幹》，他已經連續抄寫了好幾天，文字愈寫愈大，手愈來愈不聽指揮，病軀終究支持不住而躺倒。安娜摸摸他的額頭，嚇了一跳，趕緊把他扶上床去，他在呻吟中還念叨著書齋裡的那些寶貝。雖然他頭疼腦熱，但他的意識十分清醒：「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著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①沫若天天獨坐小書齋，心裡卻時常想著外面的大世界，歷史上的風雲變幻每每有助於他認識現實鬥爭的紛繁複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他為了把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彙集成一部書稿《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便在繼續趕寫最後一篇文章《周金中的社會史觀》，以周代的彝器和銘文進一步證明西周社會是奴隸制度。青銅器銘文多屬西周，自北宋以來方零星出土，而且出土情況多已泯滅，偽器甚多，千餘年來雖有不少著錄，而體系尚未能建立，作為史料是十分珍貴的，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沫若選擇的這個課題，在他的腦海中盤桓已久。歷來的見解一向以為周代的社會是封建制度，實際上這個觀點經不起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規律學說的檢驗，按照社會發展的客觀程序，氏族制崩潰以後，必定經過奴隸制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展到封建社會，中國當然也不能例外。沫若的這篇文章，是對一九二八年冬發表的《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一文的補證，用事實回答了「中國國情特殊」論者李季、陶希聖之流對於共產主義學說的非難。沫若寫完最後一句話：「草徑已經開闢在這兒，我希望更有偉大的工程師，出來建築鐵路。」他放下筆，抬起頭來，雙目緊緊盯著牆上的掛曆，心中默默紀念著「十一月七日」這個閃光的日子，喚起了他對三年前的這一天的回憶：北伐中才攻克不久的武昌城民情沸騰，為了籌備慶祝北伐以來的第一個十月革命節，沫若忙得穿梭于長江南北之間，沒等慶祝會開完，就奉總政治部主任命令，火速帶領人馬去九江、南昌開展工作。當時似這般奮鬥下去，中國也會迎來與蘇聯一樣的革命節。是的，只不過時間有早有遲，世界各國的社會發展，都在不約而同地遵循著共同的規律。他越想越興奮，如果不是安娜來催促，他絲毫就沒有一點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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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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