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37)_學達書庫

三七

　　千葉縣是東京灣邊上的一個半島，與東京市隔著一條江戶川，河西是東京，河東便是千葉。沫若在江戶川畔安下家來，用的是安娜的姓氏佐藤的名義，孩子們上學也暫從母姓，這倒不僅僅是為了使他們免受同學的歧視，更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把自己的本名隱蔽起來。因為郭沫若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經由當年的詩人一躍而為現在的「左派要人」了，此間報紙上早就登載過他及其全家的照片，作為一名「政治犯」，怎能抛頭露面呢？何況日本的政治氣候也夠嚴寒的，沫若來到市川不上十天，田中義一政府為了鎮壓共產黨和扼殺工農運動，於三月十五日逮捕了一千六百余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接著又下令解散工農革命組織和無產階級青年同盟，製造了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於是中國又在謠傳郭沫若被日本政府遞解回國，甚至北平的報紙上還煞有介事地刊載了《郭沫若成了斷頭之鬼》的消息，不少青年人悲哀地為他灑了一掬又一掬同情之淚，有的還做了長詩表示深切的悼念。沫若知道自己竟然成為關心他的人心目中的「亡靈」，實在感慨萬分！

　　正如江戶川的水晝夜奔流，江戶川畔的不速之客心潮激蕩，國內外的青年朋友們對自己如此關心，我怎麼能這樣隱沒無聞？應當拿出勇氣和智慧來，因地制宜，開闢新的戰鬥陣地。在這鬼氣沉沉、濁流橫溢的時代，後期創造社的朋友們不是還在致力於探索科學的真理嗎？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宣傳和介紹在中國尚處於啟蒙階段，如何使這種科學真理中國化，從中國的傳統思想中找到它的根蒂，這是十分有意義的研究課題。沫若便從這裡確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運用辯證唯物論研究中國思想、中國社會的發展，亦即中國歷史的發展。他廣泛涉獵了哲學、經濟、文學、歷史等方面的論著，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論的準備。七、八月之交，他忽然想到兒時曾背得滾瓜爛熟的《易經》，便到東京的一家舊書店裡，花了六個銅板買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巳新鐫」本，細細研究起來。這部兩三千年前的古籍，向來被人們當作一座「神秘的殿堂」，沫若探身覿面，卻發現它把自然界看成一個流動的過程，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不是意味著以矛盾的對立來解釋事物變化的原因嗎？書中表現的宇宙觀，正蘊含著唯物論、辯證法的因素。他化了六天工夫，完成了長篇論文《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揭去了長期以來蒙在《易經》上的神秘色彩，從卦辭、爻辭中窺見的周代社會生活的狀況和精神生產的模型，證明當時的中國社會已由原始公社變成奴隸制。

　　沫若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首次彎弓就中的。沉浸在喜悅和疲憊之中的他，正準備抉擇第二、第三個選題時，八月一日午後，突然幾個蠻橫的警察不經招呼就闖入他狹窄的小屋，根本不容問清來意，便連推帶搡地將他押往東京京橋區警察局，經過一番審訊後即被拘留。真叫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古人說「文王拘而演《周易》」，現在反過來倒是「《周易》演而沫若被拘」了，他越想越莫名其妙，那裡會知道，這是由於京華堂店主小原榮次郎走私案的牽連。原來創造社約定每月資助沫若生活費一百元，按月交給上海的內山完造，然後再由東京的小原榮次郎轉交沫若。此次警方偵查小原的走私行為時，發現了他與郭沫若的關係，以致沫若亦涉嫌被關進警察局。不過這只是導火線罷了，其實日本方面早就在注意郭沫若的行蹤，當初冒名「吳誠」的陌生客人踏上他們的國土後轉眼之間便不見了蹤影，他們曾多方搜索，懷疑「吳誠」就是郭沫若。後來他們暗中扣留了成仿吾自柏林給沫若寄來的信，終於從這封信中得到了證明。

　　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投入牢獄的沫若，卻在異國他鄉第一次嘗受鐵窗風味。昏暗、黴臭、窒息，憤慨、疑慮、惆悵，直至深夜，同監早已進入夢鄉，而他卻始終不能入寐，一個又一個問題沒完沒了地糾纏著自己：日本鬼子是要把我正式投入監獄，還是把我引渡給中國政府？是要不明不白地偷偷殺掉我，還是把我驅逐出境，事先通知中國方面，待到一上岸就將我逮捕？……沉悶而燠熱的天氣，更助長了他的煩惱。他一夜未合眼，心裡不斷在詛咒：鬼子，你侮辱了我！你更侮辱了我的祖國，侮辱了中國人民！

　　第二天又經過一番審訊，所提的問題大抵和昨天一樣，諸如為什麼要用假名吳誠？這樣做豈不是負有秘密的使命，企圖瞞過日本警方的耳目？沫若再度坦然地作了答辯，說明使用假名的用意只在蒙混上海的憲警，而對於日本卻毫無歹念，自己從來沒有做過不利於日本的事。警方抓不到把柄，卻又不放心，因而又重新把他投入牢房。又是多麼難熬的一個不眠之夜呵！到了第三天，日本警方才宣佈將他釋放，但是給了他一頓嚴厲的「訓飭」，要他循規蹈矩，絕不可圖謀不軌，否則隨時可以剝奪他的自由甚至生命。這意味著什麼呢？沫若完全明白：從此以後，他在這個島國已經成了被監視的對象。跨出警察局的大門，天是陰沉沉的。代替剛踏上這島國時的親切之感，是滿腔的怨恨之火在燃燒。生身之國驅逐了我，寄身之國又隨時可以囚禁我，沫若絲毫感覺不到「恢復自由」的欣喜，他明白自己不過是被日本警方從狹窄的小監房，轉移到社會的大監獄中去罷了。

　　這次事件，多虧安娜及時懇求橫田兵左衛門同去拜託平田熏檢事斡旋，她的奔走才算奏了效。看到眉目間充滿憂愁的丈夫回到了身邊，安娜心中的一塊石頭方才落了地。沫若無聲地把她摟到了懷裡，兩人久久相偎依，說不出一句話來。夫妻是能共患難的，朋友就不儘然了。因此事受牽連也被拘留過的村松梢風，如今見到沫若，再也不象以前那樣熱情。至於小原榮次郎夫婦，更是埋怨不迭，表示今後決不再幫助沫若辦理匯兌。原先和睦相處的鄰居，如今也都投之以異樣的眼光，是戒備，也是鄙夷。這是一堵人為的牆，沫若感到煩悶，安娜更感到窒息。不得已，只得易地而居。新址離原來的住處不遠，背靠松林茂密的真間山，面向寬曠的田野，地方相當僻靜。沫若時常帶著孩子們上山散步，站立在一座佛寺前的高墩上，倚著一棵古老的蒼松，遙望江戶川的滔滔流水和對岸的東京郊外，似乎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才能呼吸到一點自由空氣。

　　可是剛搬進新居，被稱為刑士的便衣警察即接踵而來，這是警察局專門派來「保護」郭沫若的，每隔一、二天就要登門拜訪一次，不管你歡迎不歡迎，他都要纏住你問這問那，目的在監視你的動靜。自從被拘留過一次以後，日本當局竟把郭沫若當作「巨頭」，刑士當然不敢放鬆。有一天，一個刑士好奇地問郭沫若：「閣下，你的部下還有多少人啊？」沫若開了個玩笑，他伸出四個指頭，本意是想說有四個子女，不料刑士伸出了舌頭，吃驚地說：「噢，了不得！四萬人，那可要很大一筆數目來辦給養啦！」沫若不禁啞然失笑，好吧，就讓你們怕怕我這位擁有四萬兵馬的「巨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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