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26)_學達書庫

二六

　　這時，沫若越來越認清了文學與革命的不可分割性，第一次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日，他在《文藝家的覺悟》一文中公開號召：

　　朋友們喲，和我表同情的朋友們喲！我們現在是應該覺悟的時候了！我們既要從事於文藝，那就應該把時代的精神和自己的態度拿穩。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現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我在這兒敢斬釘截鐵地說出這一句話。文章在《洪水》上刊載出來後，很快有人投書編輯部，熱烈歡呼沫若「『斬釘截鐵』的高舉起第四階級文學的鮮紅旗幟」，誠懇地表示願站在這面旗幟下做「一個小卒」。^①同情和擁護創造社的青年人日益增多，創造社自身亦感到需要進一步發展，尤其應當成立自己的出版部。達夫主張最力，沫若亦很同意。經過一番醞釀，由周全平擬訂了具體計劃，決定採取募股的辦法，小至五元一股，大至五十元一股。這個消息一見報，遠近的青年翕然響應，連一些中學生也省下了零用錢來認股。《創造社出版部章程》規定：「本部組織之目的在打破出版界惡習，謀社內外優良刊物發行之便利。」這不是一個商業化的書局，而是讀者和作家的公開的合作機關。該部設股東會、理事會和監察員會，由郭沫若出任理事會主席，成仿吾任會計兼總務，郁達夫、周全平等為理事。^②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創造社出版部在上海正式開張，後來還在廣州、武昌、揚州、長沙以及日本設立分部。不過這時候，沫若已經離開上海到廣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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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翔梧：《沫若，我要站在你的旗幟之下》，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11、12期合刊。
　　^②《創造社出版部章程》、《總部第一屆理事名錄》，均見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十五

　　向來喜愛文藝的郭沫若，竟與教育也有一定的緣分。別的不說，單在上海，先後就有好幾所大學邀請他任教。

　　一九二五年四月，沫若應聘去大夏大學任講師，教《文學概論》，每星期兩節課。報酬雖然微薄，不過並沒影響他熱心教學的情緒，他很想乘這個機會認真鑽研一下，把平時創作過程中的一些直感，結合近代醫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知識來一個昇華，以求得系統的理性認識，在這個基礎上形成有獨到見解的「文藝的科學」。為此需要閱讀大量的參考書，但他無錢購買，連圖書館都沒有的大夏大學當然也無法滿足他的要求，他只好遠道去北四川路內山書店借閱或立讀。這個特別的顧客，一開始就得到了店主內山完造（1885—1959）的多多關照，日後兩人成了親密的朋友，並經內山介紹，與日本大眾文學作家村松梢風有過一段交往。

　　沫若常常從環龍路寓所乘黃包車趕到學校——嚴格說，這哪兒是什麼學校，只不過是校方借來開散學的一座舊公館。他在教室不象教室、禮堂又不象禮堂的房間裡上課，從文學的胎元形態入手，尋求出「文學的原始細胞」，即純粹的情緒世界。他舉出了實例加以說明：當初幼小的和兒看見迷人的博多灣和可愛的月亮，總要反復呼喚：「呵，海！呵，海！呵，海！呵，月亮！呵，月亮！呵，月亮！」這可以說是表現了兒童的情緒世界的詩，由此才引出了沫若自己的詩《新月與晴海》：「兒見新月，遙指天空；知我兒魂已飛去，遊戲廣寒宮。兒見晴海，兒學海號；知我兒心正飄蕩，血隨海浪潮。」兩相比較，形式上後者比前者複雜，但節奏完全一樣，只是字裡行間所表現的情緒明朗化了。然後沫若又以這「文學的原始細胞」為對象，進一步分析研究文學的創作過程、感應過程和進化過程，從而構成文藝總論；再在總論的基礎上，按詩歌、小說、戲劇講述分論。這樣豐富的內容可惜還沒講到一半，由於「五卅」運動學生參加罷課而終止。以後沫若不願繼續受聘，他將講課的部分內容整理成《文學的本質》和《論節奏》兩篇文章，公開發表在《學藝》等雜誌上。

　　《學藝》是中華學藝社的刊物，郭沫若系該社成員，曾被委任為總事務所編輯科幹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間，他還應邀擔任了學藝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五年八月學藝大學正式成立，他受聘為文科主任兼教授，並主持學藝圖書館工作。但終因與董事林騤、教員曾琦等人的矛盾，而於年底辭掉了該校的職務。

　　沒想到上次晤面後不久即奔赴廣州工作的瞿秋白，已經向廣東大學推薦了郭沫若。一九二六年二月廣東大學寄來了聘書，請沫若去擔任文科學長。烏煙瘴氣的上海當然不值得留戀，革命形勢風起雲湧的廣東的確令人神往，這是沫若「希望所寄系著的唯一的地方」，便立即回信表示接受邀請，並要求添聘郁達夫和王獨清，結果達夫被聘為英國文學系主任兼教授，獨清為文科教授，還有先期到達廣州的仿吾已在做文科兼預科教授。老朋友們將重新並肩戰鬥在一起，沫若以無比喜悅的心情在胸中勾畫著新的藍圖。

　　三月十八日，沫若將家眷以及創造社的事務都託付給周全平，即與郁達夫和王獨清乘「新華」輪由水路南下，二十三日早晨安抵廣州。不料途中方五日，從北到南竟發生了兩大令人震驚的事件：啟程之日，段祺瑞在北京殘酷鎮壓集會反對日本干涉我國內政的學生，釀成了「三·一八」慘案；第三天，蔣介石在廣東藉口共產黨「陰謀暴動」而逮捕中山艦艦長李之龍，製造了「三·二〇」事件。沫若到達廣東時，羊城還處在「三·二〇」戒嚴期中，市面上的氣氛有些緊張，來碼頭迎接的仿吾趕忙將這兒的現狀告訴了他。他們按照事先的約定，一同來到林祖涵（伯渠，1885—1960）家接洽，在這裡第一次遇見了毛潤芝（澤東，1893—1976）。與這位久仰大名的文學家見面，潤芝顯得分外高興。「人字形的短髮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潛沉，臉皮嫩黃而細緻，說話的聲音低而娓婉」，這便是毛潤芝初次留給郭沫若的印象，但不知他有否察覺，面前的這位大詩人耳朵相當背，當他低聲介紹廣東和全國革命運動情況時，詩人只聽清楚了兩三成。

　　林祖涵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農民部長，平時對廣東大學的工作非常關心。他把郭沫若等人引進廣東大學，學校已經開學。三月二十七日，沫若即參加了第七十二次校務會議，討論籌備中山大學委員會等事宜。為了紀念孫中山，廣東大學擬改名中山大學。學生們獲悉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不遠千里南來，都已先後到校就職，深感榮幸，特發起於星期天（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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