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25)_學達書庫

二五

　　回到家中，所有的鄰里、同事和朋友都在談論這場慘案……一個年僅十七歲的大學生，也在槍彈紛飛中身負重傷，他的姐姐不顧一切地在醫院中看護他……無數青年同學到處奔走，在為死難的同胞們募捐……是的，有這等年輕、熱血兒女，中華絕不會完，鮮紅的熱血必將澆灌出自由之花，自由之花一定會開遍中華！沫若拿起筆來，想用戲劇的形式繪下這壯麗的一幕。起先他打算寫一個三幕現代劇，就以那十七歲的大學生為主角，全劇以弟弟的死亡向姐姐啟示一條必由之路，讓她化悲痛為力量，努力使自己成為我們民族的一名女中豪傑。但是在具體構思過程中，他卻改變了主意，覺得這些認識照亮了他心中早就孕育的聶荌、聶政的形象，他決心描寫戰國時代的這一對姐弟：姐姐一心支持弟弟的正義行為，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可以說，《聶荌》是借虛擬的歷史故事，歌頌現實生活中的那一對大學生姐弟，這是作者特意獻給站在反帝愛國鬥爭前線的人民群眾的「一個血淋淋的紀念品」。

　　「五卅」高潮中的上海，完全改變了平常的模樣：租界冷清清，往日喧囂的商場現在大門緊閉，悄然無聲，馬路上風馳電掣般的車水馬龍似乎也已失蹤，只有鐵甲車和機關槍在抖威風；華界卻鬧嚷嚷，無論滬東、滬西抑或南市、閘北，一群群工人、學生來來往往，標語到處貼，傳單滿城飛，「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吼聲驚天動地。沫若於悲憤泣血之餘，由此也看到了希望的光輝：睡獅已經甦醒，我們中華民族尚屬大有可為！為了支援、救濟站在鬥爭第一線的勇士，他把自己剛草成的《聶荌》交給上海美專學生會組織的遊藝會義演，從七月一日起在新舞臺共演了三天。酷暑之中，劇組人員忙得油汗滿身，耗盡全部精力；吐著血的女主角扮演者，臉上泛著肺結核的紅暈，堅持到吐出劇中的最後一個字；觀眾因鼓掌而發紅的手，一次又一次高高舉起，口號聲震沸了浦江水。一切都是為了咱們的中華，中華！此次演出所得票款，全都捐獻給了上海總工會。

　　五卅慘案激起空前的民氣，社會各方面的人士都動了起來，聲援的群眾團體在不斷增多。郭沫若也與他的同鄉漆樹芬、曾琦、陽翰笙、郭步陶等人組織了四川旅瀘學界同志會，並被選為職員，負責文字工作。六月中旬，他為該會起草《五卅案宣言》，明確提出對於英、日帝國主義的方略，只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同時必須實現全民大團結。當他把宣言草案交付職員大會討論通過時，曾琦嗅出了「赤黨的經濟理論」味，一再指摘其中多處露骨地用「帝國主義」字眼。這個國家主義派的代表人物確實說中了，然而不談這些還稱得上什麼旗幟鮮明？沫若面帶慍色，嚴肅地回敬了曾琦一句：「誰注意：這是同志會莊嚴的聲明，不是為貴刊《醒獅》撰寫的稿件！」他寸步不讓，一方面寧願不被採用，而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公開發表於《晨報副刊》，另一方面向同志會請求辭職，以表示與曾琦之流的徹底決裂。

　　剛與「醒獅派」國家主義者交過手，「孤軍派」國家主義者又撲了過來。有個化名為「靈光」（即林騤）的人，長期以來藏在「國家」的美名之下煽惑青年，痛駡科學社會主義者為「窮漢」，揚言中國只要一共產便要受人「共管」。有的青年竟跟在這夥人的後面，借用考茨基罵列寧的話，來罵信奉共產主義的郭沫若是「馬克思主義的賣淫婦」，奚落他恪守「祖師的名義」。沫若挺身而出，勇敢地迎戰對方的挑釁，從一九二五年十月連續發表的《窮漢的窮談》和《共產與共管》起，到一九二六年三月離滬之前趕寫的《賣淫婦的饒舌》止，往往一下筆就是一個通宵。他從不躲躲閃閃，勇於公開承認：「象馬克思那樣偉大的人物，他就做我的『祖師』也當之無愧，而我也是事之不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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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盲腸炎·賣淫婦的饒舌》

　　當郭沫若與國家主義者論戰得難解難分之時，他曾得到瞿秋白（1899—1935）的支持和指點。一九二五年入冬以後的一天下午，蔣光慈（1901—1931）陪同瞿秋白來訪。沫若久聞秋白大名，但見面還是第一次。待客人坐定後，他便大談與醒「獅派」、「孤軍派」的論爭，評述國家主義者關於中國必須效法日本和土耳其的主張如何荒謬。秋白始終默默地聽著，他那因嚴重的肺病而顯得慘白的臉上，偶爾呈現些許的激動。末了，秋白肯定了沫若的意見，並希望他及早寫成文章，為此還答應向他提供一些關於土耳其的資料。這短短一小時的交談，使沫若增強了鬥爭的自信心，同時也給秋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鑒於「五卅」之後帝國主義和軍閥政府變本加厲地施行恐怖政策，革命者和進步人士受到的迫害更加嚴重，年底郭沫若又與惲代英（1895—1931）、張聞天（1900—1976）、沈雁冰、沈澤民等人聯名發表宣言，正式成立中國濟難會，以營救被反動派逮捕的革命者，並籌款救濟他們的家屬。該會後改名為中國革命互濟會。

　　現實鬥爭的感召，理論戰線的探討，把沫若從純文藝活動中解放出來了，原來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他，如今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個性和自由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和自由，實在未免出於僭妄；似乎在大眾未得發展個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倒應該犧牲自己的個性和自由，以為大眾請命，爭回大眾的個性與自由，這才合乎情理。這時候，熟悉郭沫若的人都說他變了，變在哪裡呢？這期間與他朝夕相處的周全平，說他「漸漸變成現實的了」。^①這個變化不僅標誌著郭沫若個人的轉向，同時也表示了創造社的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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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仿吾：《上海灘上》，1926年《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期。

　　正是以這種新的思想和姿態，沫若帶領一批年輕的創造社成員，在上海灘奮勇開闢新陣地。他將《聶荌》和以前寫的同類歷史劇《卓文君》、《王昭君》結集為《三個叛逆的女性》，連同《文藝論集》以及周全平的《夢裡的微笑》，一起用來與光華書局作為互惠的條件，促使對方同意為創造社出一個定期刊物。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畫著一個奇怪的封面的洪水半月刊創刊號陳列在四馬路的書肆裡了。這奇怪的封面和封面裡面的一些新的人名使上海的讀者們吃了一驚。於是洪水便緩緩地從上海而氾濫到各處了。」^①《洪水》半月刊實際上是《洪水》週刊的復活，主要由周全平、葉靈鳳、潘漢年、周毓英、柯仲平、邱韻鐸、成紹宗、梁預人等經辦。為了和創造社原來的成員有所區別，一般都習慣地把這些新近加入創造社的年輕人叫做「小夥計」。除此之外，郭沫若還拉漆樹芬和蔣光慈參加了創造社。「小夥計」們虎虎有生氣，把《洪水》辦得很有特色，從內容來說雖然沒有一個標準的主義，但是一貫傾向社會主義和尊重青年的熱情，顯示了年輕人的率直。沫若更把《洪水》當作與國家主義派展開論戰的重要陣地，後來收集在《盲腸炎》一書中的文章，大都在這裡發表過。有郭沫若在繼續為創造社撐大旗，有一群「小夥計」共同努力，中期創造社的勃興便由此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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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全平：《關於這一周年的洪水》，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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