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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處於大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大學,對國內外重大政治鬥爭非常敏感。三月三十日上午舉行追悼北京「三·一八」慘案殉難烈士大會,由學生會臨時常務委員會主席畢磊主持。沫若應邀赴會,並發表了演說。他想起,孫中山當年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演說,就是在廣東大學鐘樓禮堂作的。眼前痛悼烈士的哭聲,討伐劊子手的口號聲,震得鐘樓都要爆炸了。不過他很清醒、沉著,幾天來痛定思痛,硬將那火山熔岩似的詩人氣質蘊藏在心底,奉勸大家追悼烈士不應只悲哀痛哭,要積極地、堅決地負起他們所未完的使命,尤其是必須從中引出教訓。他在演說的末了強調指出:

  故此次所得第一個教訓,就是我們今後要一致向前革命,不要作無謂的內訌和意氣的爭鬧,我們今後要兩手向外打,不要右手打左手,也不要左手打右手!第二為促成北伐。我們要知道中國這個局面,單打倒一兩個軍閥或帝國主義者無用的。我們要根本推翻一切惡勢力,徹底改造!那末,非國民政府出師北伐不可!現在為與北京諸烈士報仇及消滅彌漫北京一切惡勢力起見,更要請國民政府早早出兵北伐,為民請命,打進北京,奪回一切政權,交還人民。這就是今天追悼北京諸烈士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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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先生演說詞》,見國立廣東大學秘書處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國立廣東大學演講集》第2集。

  廣東大學自成立以來已越兩載,學生們對學校有許多不滿意之處:特別是文科學院的學生更覺得系科辦得暗淡無色,課程淩亂雜遝,中學之科目竟入大學課堂濫竽充數,講授者亦複笑話百出。學生們早就熱切期待有一個徹底的改革,好不容易盼來了郭沫若學長,敢於當機立斷,堅決支持他們的正當要求。可惜沫若上任時,課程早已排定,欲改無從,且一時難以撤換不稱職的教師,本想等到暑假過後再作大變動,然而眼看學生要求愈益強烈,刻不容緩,便立即與校長褚民誼商妥,於四月二十日貼出佈告,准許學生重新自由改選科目,就其所滿意的教師聽課。學生們感到「法良意美,無逾於此」,而以教育學系主任黃希聲為首的一批教師卻覺得人格受了侮辱,他們串聯了部分文科教授和講師,于次日宣佈罷課,同時書面呈請校長罷斥郭沫若。他們還虛張聲勢,將呈文交《廣州民國日報》發表,並上書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到處起哄鼓噪。沫若知道這些人的底細,他們大都屬￿前任校長鄒魯留用的清末舉人和貢生,也有一些是不學無術的「假洋鬼子」,在學生們的眼中,這些八股先生和基督教徒雖一中一西,但都是「飯桶」。由這樣的人執教,學校怎麼能有生氣?現在他們既然跳了出來惡意誣告,沫若當然不甘示弱,他在致校長信中針鋒相對,詳細陳述了自己的心曲:

  沫若此次奉命來粵,非為素餐而來,力雖棉薄,對於教務之革新,頗思效命。乃該教員等早含敵意,故為刁難,每有施設,動輒掣肘,今複小題大做,任意捏誣,……沫若視該教員等之行為,實欲為國家前途痛哭。夫以師長之資,乃為青年所不容,且複任意罷課,犧牲學生之光陰而不顧,所謂蔑視校章、搗亂學程,實屬莫此為之。……

  沫若行事,以校長為依歸,以學生為本位,以良心為指導,自信毫無恣肆。乃該教員等竟以罷課要挾,致激成學生之風潮,咎有攸歸,責無旁貸。該教員等捏誣搗亂之行為,應請校長予以相當之處分。至於沫若本身,如經校長認為有失當之處,沫若當引咎辭職,以謝罪于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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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廣大文科學院風潮續志》,1926年4月26日《廣州民國日報》。

  絕大多數學生都支持郭沫若,明確表示「我們對於郭學長改革學校的熱忱,是抱有無限的同情與希望的,不料我們的希望尚未達到時,就又有風波發生了」,這「實際上是給文科數百同學之熱烈的希望上一個大打擊,亦即是文科改革進行上一個大阻礙」。為了將改革進行到底,文科本科學生和預科學生同時組織了革新委員會,公開發表宣言,開展擇師運動,呼籲廣大教職員及同學「驅逐為飯碗而鼓動罷課之不良教員,擁護褚校長郭學長及其改革計劃,奮鬥到底,反對妥協」。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左派力量為主體的國民黨廣東大學特別區黨部也召開了黨員大會,一致通過了四條決議:援助文科同學的擇師運動,擁護為學生謀利益的褚校長和郭學長,擁護褚校長、郭學長改革文科的計劃,全校普遍開展擇師運動。這樣,部分「飯桶教師」的鬧事,反而促成了全校規模的大風潮,結果郭沫若不但沒有倒,而且贏得了更高的聲譽,倒是黃希聲等十五人遭到了辭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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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科全體學生宣言》,見《廣大文科學院風潮續志》。
  宣言全文見1926年4月29日《廣州民國日報》。

  鬥爭風浪使沫若和青年們的友誼更加深厚了,他經常發表演說,指導他們正確處理革命和讀書的關係。根據廣東大學的現狀,他把當時的學生分為革命的、讀書的、不革命又不讀書的、專假借革命的名義以出風頭的四類,熱情鼓勵「革命者必發憤讀書」,努力喚醒「不革命的老氣橫秋者」,而主張打倒「那班專出風頭者」。學生們畢業之際,他又殷切囑咐他們踏上社會後,「無論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為群眾利益前途奮鬥」,不能忘了自己所負的責任。

  擔任文科學長不到一個學期的郭沫若,已經充分表現出他的辦學才幹和魄力,得到全校師生的好評。當時國民黨廣東大學特別區黨部在致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說:「各科學長,只有文科學長郭沫若先生,很能幫助黨務的進展」,「能夠在重大問題發生的時候,有徹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張」。實際上這也是廣東大學廣大師生員工對郭沫若所做的鑒定。

  在廣州的日日夜夜裡,沫若雖然主要忙於總攬教務,但是他所關心的事情以及參加的社會活動,也是多方面的:

  曾與毛澤東應邀同赴東山青年會演講,痛斥東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長馬伯援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詆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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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先生五四紀念日在本校演講詞》、《郭沫若先生在本校高師部十五年班畢業典禮會演講詞》:均見國立廣東大學秘書處出版部1926年8月印行的《國立廣東大學演講集》第2集。
  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1926年6月印行的《黨務月報》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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