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22)_學達書庫

二二

　　在淚眼朦朧中，他想起年初聞列寧噩耗時作的一首題為《太陽沒了》的悼詩，仿佛耳邊又滾動沉雷般的怒吼：「你我都是逐暗淨魔的太陽，各秉著赤誠的炬火，前走！前走！」他這時非常清楚，半年之前的自己還處於半覺醒狀態：雖崇敬馬克思、列寧，對於共產主義也是憧憬的，但只朦朧地感知到一些氣息，思想還相當混亂，各種各樣的見解都沾染了一些，缺乏有機的統一。因而在詩文中，有些話說得似乎還不錯，而有些話卻又十分糊塗。然而現在可不一樣了，他覺得自己已經成了個「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堅信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時代是「唯一的寶筏」，他要登上這艘「寶筏」橫渡到共產主義彼岸。

　　一本書的譯述竟如此強烈地震撼著沫若的性靈，思想的飛躍，感情的熾熱，他感到仿佛自己的五臟六腑都被翻轉來洗涮了一番，可以說經歷了一場洗禮。這意外的收穫，這新奇的變化，使他多麼想與友人們分享自己無窮的喜悅。八月九日，他伏在高不滿一尺的飯桌上致函仿吾，寫啊，寫啊，從正午寫到子夜，一點兒也不覺得疲倦。寫啊，寫啊，「委曲風波事，難為尺素傳」，沒完沒了的知心話語，似浪潮般無間歇地拍打著心岸。寫啊，寫啊，他恨不能乘著鴻雁越過大海，飛抵摯友的身邊，掏出自己這一顆赤誠的心。

　　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著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裡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裡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裡救出了的是它，我對於作者非常感謝，我對於馬克思、列寧非常感謝。^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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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藝論集續集·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這封長達萬言的書信寫完後，他方從對光明的憧憬中回到了現實。扭轉頭望瞭望橫三倒四地躺在草席上的妻兒們，發現他們的臉上、手上和腳上，因打蚊子而留下了斑斑血跡，這時他才覺得自己的頸子和手足奇癢難耐。雞怕快要叫了吧？他倒下身去，安娜枕畔放著一本翻開的《產科教科書》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可憐而又堅強的妻子呵，她在暗暗地準備分擔丈夫肩負的生活重擔。他輕輕地在她的額頭上吻了一下，收斂不住的淚珠滴落在她的秀髮上，懷著新生的喜悅和對妻子的感激，他久久不能入睡。

　　本打算靠賣《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譯稿解決五月以後的生活費的，結果情況發生了變化，需待出書後才能抽版稅。遠水解不了近渴，沫若一家實在窮得無法可想，以致書剛譯完便將原本拿到當鋪去當了五角錢。一個月二十元的房租再也付不出，拖到六月尾終於被房東趕了出來，於是去找六年前住過的那家當鋪，承蒙店主不忘舊情，恩准沫若全家仍搬到倉庫的樓上去住。舊屋重居，六年一循環，草席和窗壁比從前都舊得不成樣子，而房租卻由原來的一月六元漲到了十元。

　　這次搬家使孩子們十分傷心，他們留戀原來住的網屋町，因為前面臨海，後面有小花園，這是他們喜愛的小天地。園子裡，安娜和沫若領著孩子們種的牽牛花和大蓮花正含苞待放，兩株橘樹已經開了花，青色的果實在漸漸地長大。安娜時常說：「看在孩子們的分上，房金雖是貴得一點，但是有花有木，有新鮮的空氣，這樣感到對得住他們。」其實沫若又何嘗不想繼續住在這裡，當鋪倉庫的樓上畢竟不會有什麼好滋味。每天清早需打發和兒到箱崎的米店和小菜店裡去貰小菜、貰豆腐，如果和兒病了，沫若只好親自出馬。看著兒子營養不良的臉色和神經過敏的眼光，沫若的心都碎了。

　　天氣漸漸暖和起來，冬服和被子都可以交給當鋪去保管了，比較值錢的書也差不多已經當光，手頭只剩下一部當不出錢的德文版《新時代》，這是四月間與仿吾分手時特地向他討來作紀念的。此時此地也許這本書可以幫一下沫若的忙，他想：假如能變換得若干錢來，暫時拯救一下可憐的妻孥，至少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樂。因此七月初旬，他決計將它譯成中文，再度嘗試一次賣文生涯。

　　對沫若說來，翻譯屠格涅夫的《新時代》乃是一大樂趣。書中所描繪的農奴解放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俄羅斯，很象清廷倒臺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只要把人名和地名都改成中國的，把撲克換成麻將，把雪茄換成鴉片，把伏特加換成花雕，那醉生夢死的俄國官僚的生活，不正是燈紅酒綠的中國新舊官僚生活的寫照？至於涅暑大諾夫、馬克羅夫、梭羅明、瑪麗亞娜，他們性格中好的壞的方面也都雜呈在中國青年男女的身上，在這裡沫若也照出了自己的面影，他好象也充當了書中的一個角色。

　　前後不到一個半月，沫若譯完了這部小說，試圖運用新學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作了評價，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這部書所能給我們的教訓只是消極的，他教我們知道涅暑大諾夫的懷疑是無補於大局，馬克羅夫的躁進只有失敗的可能，梭羅明的精明穩慎只覺得日暮途遙，瑪麗亞娜的堅毅忍從又覺得太無主見了。我們所當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羅斯」，是我們現在所已經知道的「列寧的俄羅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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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時代〉序》，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6月版《新時代》。

　　從此，再也不對書中的主人公涅暑大諾夫含情脈脈，他覺得在譯成這部書之後，已經把自己心中的「涅暑大諾夫」槍斃了。他要做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以列寧的俄羅斯為榜樣來建設新的中國。

　　隨著世界觀的變化，沫若對文藝的見解也與以前不同了，所謂「純文藝」的提注，而今在他看來已經顯得幼稚可笑，生在這樣的時代再侈談什麼「純文藝」，他認為只有到年輕人的春夢裡、有錢人的百寶箱裡、嗎啡中毒者的迷魂陣裡、酒精中毒者的酩酊裡和餓得快要斷氣者的幻覺裡去找！既然自己已經下定決心奔赴革命征途，那麼追求的就只能是革命的文藝。也就是說，他要把文藝活動和革命實踐結合起來，以文藝為宣傳的利器，「到兵間去」、「到民間去」鼓動革命情緒，他嚮往從以前的浪漫主義傾向走到現實主義道路上來。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決定了今後的去向：「我要回中國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國是最當要衝。我這後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義地送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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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藝論集續集·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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