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23)_學達書庫

二三

　　原擬九月歸國的郭沫若，無奈被月初爆發的江浙戰爭所阻。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與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的這一場火拼，戰線由宜興一直延伸到上海附近，攪得怨聲載道，民不聊生。沫若已經作好歸國的準備，他先帶著妻孥來到福岡的鄰縣佐賀，這是從長崎回中國的必經之地，他們在這兒的山村裡找了個便宜的住處作為過渡，一面體憩養生，一面等待戰事平息。不過對沫若說來，這暫時的田園生活也無法盡情享受，他給自己定下了新生活的規程，最要緊的一條便是每天至少要寫三千字的文章。象戶外的溪水不分晝夜地奔流，少時的停歇他不貪戀，崎嶇的道路他不回避。流吧，流吧，大海雖遠，向著大海的方向流去，總有撲進大海胸懷的一天！

　　十四

　　在海外飄流了半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沫若三十三歲生日這一天，他帶著一妻三子和一捆近三十萬字的文稿，又折回到上海。只見他身穿一套在日本已經穿了十二年的學生裝，外面套著一件破大衣，頭上戴著一頂十年前在東京買的棕黃色駱駝絨鳥打帽。這樣的打扮和他的實際年齡似乎有點不相稱。上海灘依然故我，沫若又蒞踐故土，卻引不起半點感興：說是高興吧，實在談不上；感到羞恥嗎，似又大可不必。

　　他把家安在八仙橋附近的環龍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弄內，本想隱居片時，可是不出十天，朋友們就找上門來了。這時盧齊之戰已經以江蘇軍閥獲勝而告終，沒想到這局部的動盪竟牽動了全域，整個國家的形勢也發生了劇變：直系軍閥吳佩孚（1873—1939）倒臺了，皖系軍閥段祺瑞公然當了北京臨時政府執政，孫中山已應邀由廣州北上討論國是。由於南京的齊燮元和北京的執政府還在爭持，以致上海的一幫官僚政客各以南北兩京為背景，兩班人馬虎視眈眈地對峙著。吃夠軍閥混戰之苦的中國人民，對不管什麼籍什麼系的軍閥都恨之入骨，於是有人建議組織調查團，踏訪戰地調查江浙戰禍，以揭露和抨擊此次戰爭製造者的罪惡行徑。這件事由孤軍社負責，恰好該社許多成員都是留東同學，他們便邀請郭沫若參加。早就嚷著「到兵間去」、「到民間去」的沫若，覺得這正是從事實際活動的好機會，便一口答應下來，擔任了宜興一路的調查。

　　臨出發時，沫若特地邀了周全平同行，因為他是宜興人。十二月一日啟程，車過真如、南翔、黃渡、安亭、昆山和無錫，這一帶田野荒蕪，楊柳枯槁，蘆草衰黃，秀麗的江南如此之愁容慘淡，這不就意味著中華的淪喪嗎？第二天改乘輪船，在昏茫的運河上察看兩岸的累累戰痕，更令人感到淒涼、神傷。抵達宜興以後的四、五天，足跡沿著蜀山、蘭右、湖汶、懸腳嶺，直到浙江境內長興縣界上的尚儒村。沫若的眼睛像是攝影機的鏡頭，在「鏡頭」前掠過的是：滿載太師椅、紅漆馬桶等戰利品的車皮，彈痕累累的竹林，穿著灰色軍裝的大兵，拖兒帶女從上海歸來的難民，遍野眼神呆滯、燒著紙錢的帶孝婦女，汗水淋漓、疲憊不堪的擔煤少年和老頭，貪婪地啃著沾滿泥屑的骨頭的孩子，……而隨著人們嘴唇喃喃地蠕動，沫若眼前又幻化出被姦淫的產婦一雙絕望的眼睛，真如、南翔大火中被火舌舔卷著的驚恐的人群，抓著糟豆腐、生豆渣往嘴裡塞的餓瘋了的民夫，……他的軀體被憤怒充斥得幾乎要爆炸了。為什麼中國老百姓要象豬狗一樣的活著？為什麼他們要任人宰割而不起來反抗？為什麼中國新興的文藝家無視這被屠宰者的生活？——「你們為什麼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為什麼定要龜藏在你自己的生活裡，做些虛偽的表現呢？」^①看來要想打破舊式詩文的格調，怕只有徹底改造舊式的生活才能辦到吧。回想過去自命清高，昂首天外，實在太要不得了，從今後必須把頭埋到水平線下，多體驗體驗窮苦百姓的生活，多領略領略災難深重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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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水平線下·到宜興去》

　　從宜興回來，沫若原先說定還要擔任調查報告集《戰痕——甲子蘇禍記》的總編輯，未曾料到孤軍社竟約了曾琦（1892—1960）寫序。儘管沫若與曾琦是舊友，但他絕不願與這位「醒獅派」的首領合作共事。「醒獅派」以當時曾琦在上海創辦的《醒獅》週報而得名，他們鼓吹國家主義，居然把真正愛國的人當作「國賊」。孤軍社成員亦大多信奉國家主義，因而與「醒獅派」關係密切。至於沫若與孤軍社的交往，早在一九二二年《孤軍》雜誌創刊時，他就曾受託將該刊介紹給泰東圖書局出版，因而被視為孤軍社的准同人，出席過他們的會議，並在他們的刊物上發表過許多詩作。不過沫若與孤軍社同人的政治見解大相徑庭，他在《孤軍》上發表的一些詩作常遭到他們的曲解，誓如鼓吹「如俄羅斯無產專政一樣」，進行「二十世紀的中華民族大革命」的《黃河與揚子江對話》刊出時，他們居然加了這樣的附注：「這篇文稿……雖有鼓吹革命的地方，一見似乎與《孤軍》護法的意思有些出入，然仔細考察起來，沫若先生所謂革命單指撲滅軍閥而言，非調約法也可拋棄，讀者切勿『以辭害意』！」^①但鑒於彼此友好的交往，沫若對此並不介意。由於這種關係，他當然不便於直接反對曾琦為戰禍調查報告集寫序，而是對全書的編輯工作採取拖延的態度，想不了了之，結果孤軍社只好收回成命自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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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1923年1月1日《孤軍》月刊第1卷第4、5期合刊「推倒軍閥號」。

　　沫若沒有編成《甲子蘇禍記》，而且連自己執筆寫的調查報告《到宜興去》也成了「一座未完成的塔」，卻創作了組詩《瓶》和小說《落葉》，這些作品都可以用「苦悶的象徵」來解釋。毋庸置疑，詩人自己是苦悶的，他也能很順暢地以創作表達個人的苦悶，即使是在去宜興調查的途中，民眾豬犬般的生活雖使他感到心頭悶脹，感到羞愧，但他在旅途中寫啊寫的還是個人熟悉的身邊瑣事；他有宜興念念不忘的還是要嘗嘗當地特產松菌和黃雀的滋味；離開那些生活在戰禍中的不幸人們之後，最能激起他創作衝動的也還是青年人複雜的戀情。沫若無法否認自己身上的兩重性，內心翻騰著波瀾，想要跟自己的以往告別，卻又充滿了矛盾：

　　啊，青春喲！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喲！我在這兒和你告別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遲，離別你得太速，但我現在也無法挽留你了。
　　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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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塔〉前言》，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1月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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