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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沫若和他的夥伴們盡力扶植青年作者,他們還通過《創造社啟事》,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召喚廣大文學青年一同來耕耘他們的園地:

  現在高級文藝的雜誌,實在不多,而且一部分頗有點象我們的黨同伐異的政黨;作者苟不是現在的名人,或不是他們的同黨,就不論作品如何出類超群,要想發表出來,是萬辦不到的。我們都是一些被壓迫的無名的作者,所以我們極願意為全國的青年朋友們,把我們的小庭園——我們這些無產階級者的唯一的財產,也實行開放,請他們來自由地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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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1923年2月《創造》季刊第1卷第4期。

  陽春已到絢爛的時分,百草競秀,萬木繁枝,創造社也愈加生機勃勃,似要抽發出新的枝條。沫若與仿吾和達夫多次商量,擬辦《創造週報》,和季刊結為姊妹,「姊姊」偏重于創作,「妹妹」則偏重于翻譯和評論。然而鑒於人手短少,一時很難定出發刊的時日。

  「五一」國際勞動節的上午,沫若突然興沖沖地來到仿吾的臥室,一進門就樂滋滋地說:「喂,把我們的週報幹起來吧!我在電車上得了一首詩,倒可以當發刊詞。」他一邊說著,一邊就急不可耐地撲在仿吾的書桌上寫起來。仿吾見他頭髮蓬鬆而散亂,知道他早晨起床後沒顧得上梳洗就外出辦事去了,現在這樣告白,正說明事情已有八九成的把握。「不錯,在我們的季刊的出版紀念日,我們再創辦一種出版物來紀念它,這是最有意義的紀念的方法。」兩位心貼心的摯友完全想到一塊兒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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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仿吾:《一年的回顧》,1924年5月9日《創造週報》第52號。

  說幹就幹,沫若和仿吾全力以赴,五月十三日就把《創造週報》創刊號送到了廣大讀者手中。沫若借發刊詞說話,指責「上帝」在所謂「創世工程之第七日」突然粗濫貪懶,把人類製作得「自私,自相斫殺,冥頑,偷惰」,進而宣稱「我們是不甘於這樣缺陷充滿的人生,我們是要重新創造我們的自我」,這就要從「上帝」偷閒的「第七天上做起」。由發刊詞的意思,週報定為每禮拜日出版,實際上週末即可見報。從此,「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馬路泰東書局的門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擠滿。從印刷所剛搬運來的,油墨未幹的週報,一堆又一堆地為讀者搶購淨盡。定戶和函購的讀者也陡然增加,書局添人專管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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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壇》。

  當《創造週報》風行全國的時候,創造社的聲譽也更加昭彰,不少人想和他們合作。七月中旬,在一次宴會上,《中華新報》主筆張季鸞(1888—1941)當面向郭沫若約請創造社同人代編副刊。經沫若與仿吾、達夫磋商的結果,決定接受邀約,沫若提議取《創造日》為刊名,同時還親自設計了刊頭,撰寫了卷頭語。當月二十一日,被沫若喻為「在荒漠中生出的一株小花」的《創造日》,就已經嶄露頭角,吸引了許多不知名的作者來一同培育和愛護。

  《創造日》與季刊、週報並駕齊驅,大家忙上加忙,沫若雖不擔任主編,但需時時兼顧。三個刊物都少不了他的文章,週報幾乎每期都在等著連載他翻譯的德國尼采的著作《查拉圖司屈那》(今通譯《紮拉圖斯拉如是說》),日刊也期待他不斷提供小詩和短文,總之,他這個多面手為「創世工程」立下了汗馬功勞。其實,創造社的聲名從一開始就是與郭沫若聯繫在一起的,而今身為創造社鉅子、著名新詩人的他,外界邀約赴宴會、作報告、寫文章更是應接不暇。他曾先後前往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上海大學和中華學藝社年會演講,題為《生活的藝術化》、《印象與表現》、《文藝之社會的使命》等。他在為中華全國藝術協會起草的《宣言》中,呼籲一切愛和平、愛自由的青年藝術家趕快「覺醒」,將藝術的薰陶「普及于人寰」。這時他所說的「藝術運動」,是富有革命意味的。在為日本大阪《朝日新聞》所寫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一文中,他高呼「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宣稱「我們的運動要在文學之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然而沫若知道,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結得成,羅馬的城堡絕非一人築得就,創造社的成長與發展需要更多朋友的支持和贊助。他欣喜《創造日》和《創造週報》上出現了許多新人的名字,敬隱漁、周全平、葉靈鳳、淦女士(即馮沅君)、倪貽德、嚴良才、白采、鄧均吾、柯仲平等有才氣的作家,都是在這期間初露鋒芒的,他們為創造社增添了有生力量。這時候,有將近三十個成員在同心同德地進行奮鬥,有三個刊物權當陣地,有廣大青年作為後盾,活動範圍也越來越廣,可以說是前期創造社的全盛時期。

  在舉家歸國以後的日子裡,沫若如此癡心地把自己的情愛奉獻給文藝女神,以喚醒世人病了的良心為職責,以致把十年來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裡,他的那副聽診筒因為經年不用,連橡皮管也襞塞得不通氣息了。不用說,朋友們約他在醫務上共同開業,他都婉言謝絕;重慶紅十字會醫院派人來接,他也推諉不就。說實話,他已無心于醫學,根本不願替人看病,除非至愛親朋才是例外。田壽昌住在哈同路民厚北裡(今銅仁路慈厚北裡)時,他的兒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門求醫。這時壽昌雖因與仿吾等人牴牾而脫離了創造社,但與沫若仍時相往還。沫若毫不遲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醫師。他見海男病得不認識祖母,為診斷是肺炎抑或腦膜炎,便點燃一根火柴試驗病人的眼球會不會動,結果未燃盡的火柴頭掉在海男的鼻樑邊,燒了一個小洞洞,壽昌便戲呼之為「郭沫若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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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漢:《與沫若在詩歌上的關係》,《詩創作》1941年第6期。

  儘管沫若對文學傾注了全部的愛,可是在文學不值一錢的舊中國,他的生活根本沒有保障。單靠飲書局的薄醴實在難以度日,安娜無法處之泰然。眼睜睜看著孩子們在成長,他們的衣食和教育的費用卻無著落,可把她愁得如坐針氈,不得不又一次勸丈夫開業行醫,然而怎麼也說服不了他。安娜是個要強的女人,她決計回到日本去設法進產科醫院實習幾個月,然後重來上海,或許可以尋到生計。為了減輕丈夫的負擔,她索性連兒子也都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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