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18)_學達書庫

一八

　　十一

　　當創造社還在母腹中躁動的時候，文學研究會早已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北京誕生了。這個以提倡「為人生的藝術」，反對「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而名揚遐邇的新文學團體，在其醞釀階段曾由鄭振鐸（1898—1958）發函，邀請郭沫若和田壽昌一同加入發起人行列，不料此信耽誤在壽昌手中，沫若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回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文學研究會的主將沈雁冰（1896—1981）和鄭振鐸聽說郭沫若到了上海，特地請與沫若相識的柯一岑陪同，邀沫若在上海灘上頗為聞名的休憩遊樂場所半淞園便飯。這一天風和日麗，西裝筆挺的沫若更顯得氣宇軒昂。他們選在園中緊臨池塘的餐館入座，邊飲美酒邊賞翠綠的新荷。熱情、直率的振鐸說話最多，雁冰則有點兒矜持，總是埋首思考，不時將視線越過眼鏡框的上緣，默默觀察著談話的對手。飯後，振鐸又把沫若引到池邊，倚著欄杆，揭開了這次晤談的中心話題：原來他們想當面邀請沫若參加文學研究會，以便借重他的力量，把他們即將創辦的又一會刊《文學旬刊》辦得更有聲色。沫若鑒於日前剛從仿吾口中獲悉壽昌沒有與該會合作的願望，如果自己背著他單獨加入，未免對不起朋友，可是同時又深深感到文學研究會的一片誠意，真叫他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地步，最後只得向振鐸表示願意在會外幫忙。^①初次相見，雙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分別時，沫若望著雁冰、振鐸頻頻揮手相送的身影，心中蕩漾著溫暖的情意。此後，郭沫若與鄭振鐸時相往還，並由振鐸的介紹，認識了葉聖陶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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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據茅盾：《複雜而緊張的學習、生活與鬥爭》，《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5輯。

　　然而曾幾何時，當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等人敲響「創造」的大鐘後，原來友誼的情空中突然出現了陰霾的烏雲，他們與文學研究會同人的關係逐漸緊張了起來，這卻是始料未及的。追其源，早在《創造》季刊的預告中已見端倪，沈雁冰、鄭振鐸等人當然明白，所謂「壟斷」文壇的「偶像」就是暗指文學研究會。同時，創造社同人也隱隱約約感到《文學旬刊》在施放冷箭，諸如「肉欲描寫者」、「盲目的翻譯者」云云，無非是指郁達夫和郭沫若等人。於是《創造》季刊創刊號上揭載了達夫的《藝文私見》和沫若的《海外歸鴻》，一個指桑駡槐地抨擊所謂「假批評家」，聲稱只有把他們送「到清水糞坑裡去和蛆蟲爭食物」，「那些被他們壓下的天才」才能「從地獄裡升到子午白羊宮裡去」；另一個則含沙射影地指責批評界存在「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不相上下」，「他們愛以死板的主義規範活體的心」，「簡直可以說是狂妄」。雁冰和振鐸見到了這樣的文章，吃驚之餘，便由雁冰化名「損」在《文學旬刊》上發表了《「創造」給我的印象》，「對於創造社諸君的『創造品』」逐篇加以評析，斷定它們「不能竟說可與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而「與其多批評別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兩字寫在紙上，不要掛在嘴上」。當時大家都年輕氣盛，愛用尖刻的字眼批評別人，自己則受不起一點委屈，以致雙方高懸戰旗，壁壘分明。

　　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這場論戰，涉及批評、創作、翻譯等許多方面，前後差不多持續了三年。但他們畢竟同是向舊勢力進攻的猛士，在彼此持有一些成見的同時，也還存在著團結合作的願望。一九二二年八月初，正值《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際，郁達夫想模仿日本的做法開個紀念會，便拉郭沫若登門拜訪鄭振鐸，邀約文學研究會的人一同參加，振鐸欣然同意。紀念晚會是在一品香旅社舉行的，出席的有沈雁冰、鄭振鐸、謝六逸和廬隱等人，雁冰還即席演講，慷慨陳詞。席間大家舉杯共祝沫若在創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並於末了相攜合影留念。這個會議不妨也可以說，是對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最早形成的兩支獨立隊伍的一次檢閱。

　　被稱為「異軍突起」的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筆墨官司沒打完，又與胡適等人展開了論戰。郭沫若對於胡適（1891—1962）本沒有什麼惡感，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間，他們曾先後兩度在宴會上相晤。沫若久聞胡適其名，認為他的《嘗試集》是「五四」潮流中富有文學意義的第一個集子；胡適也早對沫若矚目，覺得他的新詩頗有才氣。當他們初次握手相會時，同席友人禁不住熱情稱道：「有幸親炙兩位新詩人第一次見面！」胡適趕忙分辯：「豈敢、豈敢！要說新，我們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舊了。」這不能完全說是敷衍，倒也道出了幾分真諦。那麼，他們又怎麼會發生衝突的呢？

　　事情是由郁達夫在《創造》季刊第二期上發表的《夕陽樓日記》引起的。該文指責了餘家菊自英文轉譯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德國威鏗著）一書的誤譯，胡適看了非常惱火，隨即在自己主辦的《努力週報》上以《罵人》為題撰文，親自出馬為餘家菊辯護，罵創造社成員「淺薄無聊而不自覺」。

　　這一下可把創造社的人激怒了，立刻群起而攻之：達夫的《答胡適之先生》、沫若的《反響之反響》、仿吾的《學者的態度》，象排炮一樣向胡適射去。胡適為此感到不安，覺得這場筆戰很無聊，便主動出來求和。沫若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覆信給胡適，也表示了良好的心願，並勸他重振當初提倡白話文的革新精神，說：

　　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則服人以理，我輩尚非豚魚，斷不至因小小筆墨官司便致損及我們的新舊友誼。目下士氣淪亡，公道凋喪，我輩極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膽嘗試，以身作則，則濟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學革命之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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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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