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郭沫若傳 | 上頁 下頁
一七


  七月初,身負重任的郭沫若又由日本匆匆趕回上海,精心籌辦《創造》季刊和「創造社叢書」。他哪裡知道,中國共產黨剛在此地誕生,代表們正在為拯救中華民族而大展宏圖。他仍棲居於泰東圖書局編輯所裡,小小的一間廂房權當臥室兼工作室,而且是與一位姓王的編輯合住的。本來盛夏季節暑氣的薰蒸已夠難受,汗水從毛孔裡滋滋地往外冒;更糟糕的是,那位編輯總喜歡旁若無人地大聲朗讀英文或彈奏風琴,實在叫人不得安寧。為了加緊工作,沫若常用毛巾連頭帶耳地裹起來,以排除干擾,不知內情的人每每以為他頭痛,他只好苦笑著默默頓首稱是。案頭堆積的文稿齊眉高,有的是他從日本帶回來的創造社同人的作品,有的是新近由友人推薦的詩文,也有一些是自己的手稿。「他修改別人的稿子,和對待自己的創作一樣,非常嚴肅認真」,特別是潤色詩稿,「他總要一面改,一面念,一再推敲,力求字句妥帖,音節和諧」。鄭伯奇推薦的王獨清(1898—1940)的譯稿《新月集》,由於基礎太差,就曾由沫若揮汗為他大改特改,幾乎重譯了一遍,這才列入「創造社叢書」正式發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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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伯奇:《憶創造社》,《文藝月報》1959年6月號。

  八月五日,沫若的詩集《女神》由泰東圖書局出版,為「創造社叢書」打了頭陣。接著,朱謙之的《革命哲學》和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又分別作為叢書的第二、第三種,相繼於九月和十月間問世。這些圖書的暢銷,為泰東圖書局闖出了新局面,因而增添了趙南公與創造社合作的信念和勁頭。可是沫若卻不想在上海久住,他感到這些日子來,就好象猴子落在沙漠裡一樣,煩躁得要命。他心裡明白,要想在上海灘靠文筆吃飯、養家,未免太天真了,還是去日本完成未竟的學業之後再謀職比較有保障。於是便向書局推舉達夫以自代。達夫於八月下旬抵達上海,九月初沫若就啟碇東渡了。

  在風雨的黎明重又回到福岡,複與妻孥相見,想起「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詩句來,沫若覺得味更親切。不過他並沒有因此完全丟下創造社的社務,在入九州帝國大學補考、複學的同時,他於課餘仍繼續為《創造》季刊和「創造社叢書」徵文、改稿。十月初旬,他於繁忙中偶從九月二十九—三十日《時事新報》上,見到了以他和田壽昌、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鄭伯奇、穆木天等人聯名發表的《純文學季刊〈創造〉出版預告》,這是達夫執筆草就的,其中這樣寫著:

  自文化運動發生後,我國新文藝為一二偶像所壟斷,以致藝術之新興氣運,澌滅將盡,創造社同人奮然興起打破社會因襲,主張藝術獨立,願與天下之無名作家共興起而造成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

  沫若的眼中閃著異樣的光芒,他為集體孕育的「嬰兒」有了確切的預產期而歡欣鼓舞,同時也新增了無限的責任心,便立即寫信給達夫,表示:「我們旗鼓既張,當然要奮鬥到底。」窗邊,初升的旭日照入他的詩心,庭前,隨秋風起舞的月桂和美人蕉,也好象在向他點頭微笑,他「知道神會到了」:「要努力創造!」從今以後同人們都是「創造者」,他禁不住代大家唱出了一首《創造者》的歌,以生花的彩筆「高贊這最初的嬰兒」,「高贊這開闢鴻荒的大我」。

  經過幾番周折,《創造》季刊創刊號終於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那醒目的封面上畫有懷胎十月的夏娃,在望著一艘桅高帆滿的航船環繞地球漫遊,她期待遠征的孩子們能創造出一個嶄新的宇宙。《創造》面世的訊息如同一塊石子投入春申江,濺起了朵朵浪花,許多年輕的心靈跟著激動起來,一封封要求入社的信帶著投郵者的希望和赤誠,從四面八方飛到哈同路民厚南裡(今銅仁路慈厚南裡)泰東圖書局編輯所新址內。這時達夫已去日本參加過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考試,正在設法進該校文學部深造。而在七月初,沫若又再度返回上海,住在民厚南裡負責編輯第二期季刊。他含著淚花拆閱著讀者們的來信,感受到了年輕母親特有的一種心情,那就是親耳聽到別人對新生嬰兒讚美時所產生的激動、欣喜和幸福之情。夜燈下,當他編完新的一期季刊,腦海中現出一張張熱情期待的年輕人的臉龐,他好象有許多話要對這些知音們講,便借《編輯余談》的形式聊表心意:

  我們這個小社,並沒有固定的組織,我們沒有章程,沒有機關,也沒有劃一的主義。我們是由幾個朋友隨意合攏來的。我們的主義,我們的思想,並不相同,也並不必強求相同。我們所同的,只是本著我們內心的要求,從事於文藝的活動罷了。朋友們!你們如是贊同我們這種活動,那就請來,請來我們手兒攜著手兒走罷!我們也不要甚麼介紹,也不經甚麼評議,朋友們的優秀的作品,便是朋友超飛過時空之限的黃金翅兒,你們飛來,飛來同我們一塊兒翱翔罷!

  誠然,起初他們確實沒有固定的組織和章程,也沒有慷慨激昂的宣言,彼此集攏來原是「本著內心的要求以圖個性的發展」,絕「沒有誇大他們的成果會對於祖國或人群發生怎樣怎樣的作用」。直到一九二六年底,他們才正式公佈了《創造社社章》和《總社第一屆執行委員名錄》,人們方知總務委員為郭沫若,編輯委員為成仿吾、郁達夫,會計委員由成仿吾兼,監察委員為張資平和王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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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昔集·今天創作的道》
  均見1926年12月1日《洪水周年增刊》。

  當時泰東圖書局的門市部設在四馬路(即福州路),地段雖處「十裡洋場」的鬧市,生意卻並不怎麼興隆。七、八月間的一個晚上,沫若陪同剛從日本回到上海的達夫去逛門市部,聽趙南公說《創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兩人頓覺異常悲哀,他們長期身居海外,哪裡知道這樣的銷路在那時節已經算不錯了。憋著一肚子氣,他們便去借酒澆愁,一路上連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後一爿酒店裡,他們是坐在樓上對飲的,一輪孤月從窗口探進頭來,映照著這一雙難兄難弟蒼白的臉,桌上酒壺林立,桌邊堂倌啞然。飲罷,他們昏昏瞀瞀、淒淒寂寂地回到住所,沫若無限痛楚地說:「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結果是只有在首陽山上餓死!」達夫紅著一對眼睛微微頷首。怎麼辦呢?他們決計請仿吾回來主持社務。

  創造社在經受著歷史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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