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傳(14)_學達書庫

一四

　　車過二日市，他們改作步行。一路上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下，青青的麥苗，涓涓的溪流，啾啾的鳥鳴，大自然供給了無窮無盡的詩料，他們時而觸景生情，即興占吐。沫若於此頗悟得了些詩的妙訣，忙不迭地對壽昌說：「凡為藝術品于最不經意時得來的，最是神品。」

　　他們在太宰府內觀賞之余，飲酒談詩，醉後互相扶依，蹁躚于梅花樹下，倏地靈感又自天來，沫若放歌讚美這自我表現的全宇宙底本體：

　　花呀！愛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愛，
　　到底成了個什麼的世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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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梅花樹下醉歌》，見《三葉集》第160頁。

　　兩人還一同「照了一個相，並立著，手拉著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銅像狀」^①。當時沫若和壽昌的確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許，就在這次相會期間，他們曾在沫若家的小樓上對座共讀了這兩位作家的不少作品，並交談了各自讚賞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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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田漢：《關於〈關漢卿〉的通信》，《劇本》1958年6月號。

　　這次與壽昌相聚，僅僅六天就分了手。初交撒下的友誼的種子，必將破土發芽、開花結果。為了讓白華也能分享他們的快樂，沫若便趕緊寫信把這一切告訴了他。郭沫若、田壽昌和宗白華，恰似三葉草的三片葉瓣，彼此並蒂矗生，相互依存，後來由壽昌提議將他們三個月來的二十通書簡結集公諸於世，沫若特取《三葉集》為書名，以三葉作為三人友情結合之象徵。被田壽昌稱為「中國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的這部通信集，真實地記錄了這三個有為的青年並肩躍身文藝新潮的心聲和足音。該書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出版後，立刻引起了廣大青年讀者的共鳴和社會的關注，三、四年內竟重印了六次，「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繼胡適的《嘗試集》之後，有文學意義的第二個集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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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鳧進文藝的新潮》，1945年7月《文哨》第1卷第2期。

　　九

　　「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①「五四」以後，我國文壇新潮澎湃，健者雲起，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郭沫若一出山就處在這樣的時代，他的創作生活是同新文化運動一起開始的，但在「五四」風雲人物的隊伍裡，他是後起之秀，不用說第一個嘗試白話詩的胡適（1891—1962），就是周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劉半農（1891—1934）、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詩壇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卻後來居上了。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不斷深入，沫若的詩作絡繹不絕地在《學燈》上揭載出來，有時一首詩連載兩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著，《民鐸》、《學藝》、《少年中國》等雜誌也開始刊載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們民族最好的歌」^②，「具有新詩國的開國氣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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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適：《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②周揚：《慶賀郭沫若先生五十壽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報》。
　　^③宗白華：《歡欣的回憶和祝賀》

　　當時日本的新思潮也已經波推濤湧。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間，《改造》、《解放》等雜誌相繼創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種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們為現代的真理而戰」，「全部打碎過去的藝術偶像，……要播新種」。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自此開始。沫若生活在這樣的國度裡，自然也很受了影響。反轉來，他的詩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藝界的注意，《死的誘惑》、《鷺鶿》等篇曾被當作中國新詩的標本而譯成日文，分別刊載於《朝日新聞》和《日華公論》等報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廚川白村（1880—1923）的稱讚，以為「沒想出中國的詩歌已經有了這樣民主的氣息」，「已經表現出了那種近代的情調，很是難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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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沫若：《鳧進文藝的新潮》，《創造十年》；鄭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壇》創刊號。

　　不過，從當時的整個情況看來，新詩創作還顯得比較貧乏、單調，連胡適也承認，他嘗試的白話詩很象一個「經過纏腳後放大了」的「放腳鞋樣」，實際上還「很接近舊詩」。對於這種狀況，郭沫若當然很不滿意。他尤其討厭那種冒牌的「假新詩」。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給友人陳建雷的信中說：

　　我看《學燈》中很登了些陳腔腐調的假新詩，所以我對於新詩，近來很起了一種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國現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蠻都軍底手兵和假新詩的名士了。

　　這時候，《學燈》編輯早已易人，宗白華已於五月間奔赴德國留學。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鐘子期」的照拂，《學燈》對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詩附在人家抄襲的他的詩後面發表，致使他寫詩的欲望冷卻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許多朋友鼓勵，他並未停筆，除了繼續在與宗白華、田壽昌以及成仿吾、張資平通信和交換新作之外，又由壽昌的介紹，與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學校讀書的鄭伯奇（1895—1979）神交。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詩劇《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間脫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將初稿先寄給了鄭伯奇，然後又請伯奇轉寄成仿吾和郁達夫，虛心徵求他們的意見。嘗試創作詩劇，這是沫若讀了希臘悲劇家和莎士比亞、歌德等人的劇作後，產生的新的創作衝動，結果得到了朋友們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國文學修養的郁達夫的支持。

　　達夫當時就讀于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與沫若一樣也十分愛好文學。他讀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覺得詩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爾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遠，以及莊子的恣肆和蘇軾的暢達，深深為老同學聰慧過人的創造力所打動。此時此刻，他多麼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熱烈的祝賀，可惜從東京灣乘火車去博多灣要三天才能到達，怎麼辦呢？他別出心裁地用德文寫了一首詩寄贈沫若。一個多星期之後，沫若收到了這首友誼的詩稿，於是在案頭，在被窩裡，在十裡松原，在博多灣邊，他讀了又讀，心中感到無限的溫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時，「尤得其暗示不少」。後來詩劇公開發表，他曾將這首詩譯成中文附錄於篇末：

　　他在遠方，他在遠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鐘遠遠一聲揚！
　　不知來何從。
　　只有一聲，確是只有一聲，
　　嚮往令我心深疼，
　　煩悶，煩悶，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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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題為《百無聊賴者之歌》，載1921年2月《民鐸》第2卷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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