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84)_鐘鴻

八四

　　春歌心地善良。她建一哥發病後，開始一直是她和我為建一東奔西跑，建一在天壇醫院住院時，離家近，她一天要跑兩三次來回爬四樓去看護或送食物。建一不能開汽車了，要送給她，她說：「賣了，給哥治病吧！」建一轉院到海澱區玉泉路部隊醫院後，她幾乎隔一天就去看望護理，主動為建一刮鬍子，協助護理扶建一出恭等。建一哥感動了，但他說話功能已不行了，以手勢從護理他的阿姨手中要了一百元，當護理人員不在病房時，塞給春歌，春歌不要，她哥哥硬要給她，她也就收下，領了他的心意。第二天護理人員替建一換衣服時，追問建一那一百元哪裡去了？建一笑而不答，春歌怕兩個護理互相猜忌，說是哥哥給了她。建一病危期的最後幾天，她沒有離開他哥。

　　小春歌長成大人了，可在我眼中還是我的小寶貝。圓圓的臉，小翹鼻子，濃黑的兩道彎眉，一雙清澈誠摯的不大不小的眼睛，27歲了，還像個中學生，可能是那張娃娃臉鬧的，1996年她21歲時隨其父去東南亞旅遊，澳門賭場的門衛說她不夠年齡，不許她進去參觀，看了護照上的出世年月才放她進去。

　　女兒只顧照料父母，不積極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一拖就是29歲了，做媽媽的怎能不焦急呢？可她總說：「沒合適的，一輩子陪著媽媽。」但媽媽是陪不了你一輩子的啊！媽媽願在辭世前看到你有個幸福的家庭。

　　女兒是我心中大廈最有力的支柱，她的幸福能彌補我的不幸。

　　書還未寫完，女兒的緣分突然來到，二人一見傾心，性格相投，真是天作之合。這是我晚年最大的快樂之一。我祝福他們天長地久；希望他們平時互相多溝通，彼此促進步，建立一個和諧幸福的家庭。

　　二、他們都是參與大廈的建設者

　　「世界上沒有比友誼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東西了，沒有友誼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陽」——西賽羅

　　「友誼應當是不朽的」蒂特。——李維

　　在我心中建起的大廈不能沒有他們——我的眾多親友。

　　從那個時侯，我就知道友情的可貴：1957年10月初，在等待處理時，先隨單位的一個工作組去昌平下念頭村參加「大辯論」。組長張道一是我們部裡的時事宣傳處長，他是北京大學西語系的研究生，水平高，待人溫和，對我毫無歧視，他也沒有向組裡外單位的同志介紹我是等待處理的「右派」，大家對我都很好。有天我著涼得了急性腸胃炎，房東大媽急得流淚，直說要出了事如何是好？還有兩個孩子呢，於是給我揪背，說揪出綠毛就好了。組內一位同事，南口鐵路工廠材料科科長工人出身的康景全同志，連夜將我送回北京醫院治療。一個多月後返回機關，我戀戀不捨地離開了工作組，離開了下念頭村：

　　別了，那紫色的山巒，那如水墨畫的山影，

　　別了，那嫋娜的白楊，婆娑的柳葉青青。

　　別了，那彎曲的小溪，那無際的原野，

　　那剛冒頭的冬小麥，那等待收穫的棉花。

　　別了，親愛的朋友，那熱情的話語，

　　那勤勞的接待，那留連的目光。

　　別了，親愛的土地，親愛的人民。

　　不過我還會回來的，

　　像懷念家鄉一樣的回到咱們的小村。

　　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友誼的可貴：1958年夏來到了朝陽門外豆各莊勞動，一位大嫂要和我結拜幹姐妹，我雖然沒有正面回答她，但她友好的情意驅散了我一時的孤寂。在夜戰的高粱地裡，一位鄉親讓我別傻幹了，並遞過來一個香瓜，夜不那麼寒了。

　　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友誼的可貴：在西山一擔石溝，廚房的李師傅總是把米湯留給我喂豬，先舀一大碗讓我喝，好濃好香。一位年輕的山民張師傅，每天晚上必來廚房聽我教文化課，有一天他知道我將離開一擔石溝，課後捧給我一大把核桃，他說：「這是我家留種的最好的核桃。是從我爺爺種的那株樹上摘的」20多年後，我曾寫詩追憶：

　　我捧著一枚枚核桃，
　　好象捧著溫暖的手爐，
　　我留下了這枚核桃，
　　它堅實的褶皺，
　　將冬暖的回憶深深鐫雕。

　　有次我從城裡返回一擔石溝，進了山區，走累了，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一位上了年紀的山民走過來問我：「有病啦？」我說：「沒有。」於是他問我到深山幹什麼，我如實地告訴他我在山裡勞動改造，他歎息道：「唉！多好的閨女，可憐啊！」同情的話語差點催出了我的熱淚。

　　忘不了在我被踢倒在「文化大革命」的黑九類中時，那些偷偷送來的和善的眼神。劇團的同事美工傅學斌、寫字幕的王德樞不畏人言，和我結成一個戰鬥組，唇槍舌劍、針鋒相對地批駁那些侮辱我的大字報。他們小我十幾歲，像對親姐姐一樣不斷地給我同情和鼓勵，希望我生活快樂。有次德樞說：「你寫的文章怎麼老是淚啊淚的，不會多笑一笑嗎？」我永遠記住他的話。但哪知苦難總是一個接一個地襲擊我，忍不住的眼淚是我情感的宣洩，但眼淚並沒有淹死我，我也在不斷地尋笑。對生活我從來是個「完美主義」者，但現實不斷破壞我的夢，我只得經常從苦中尋樂、尋美、尋情。在友情親情的大廈裡，我充滿了快樂，洋溢著笑容。現在傅學斌是全國知名的臉譜畫家，王德樞是著名書法家了，我們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誼。

　　忘不了我原來的副處長江雪，她不僅在我被批鬥情緒低落時，用一朵小白蘭花安慰了我；在我摘帽後又幫我安排了劇團任編劇的工作，使我終於能一生從事喜愛的寫作事業。我終身忘不了她的仁慈關愛。

　　更深的友誼，在共同改造中建成。北京市委機關裡被揪出的右派，在改革開放時代，大多做出了新的貢獻，來往較多的有白祖誠、梁湘漢、張敦禮等。

　　白祖誠，這位頑強的生活者，他用多病的身體每天寫作十來個小時，每寫完幾章，就請我們這些老友去給他提意見，他出國去女兒家期間，也不斷給我們發來電子郵件問候和交流彼此的情況。

　　梁湘漢，從來都是以助人為樂，對我更是幫助不少，他說：「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表達了他友誼的誠摯。他幫我解決了最大的困難，就是幫我女兒春歌找了一份有意義的工作。

　　張敦禮于改正後任北京市紀委辦公室主任，他為人、工作皆如其名，敦厚、謙恭，我有時找他談談心，他總是耐心地開導我。

　　善良的人總能重新對待我。改正了，原來宣傳部不敢親近我的同事，如今熱情地和我握手言談，噓寒問暖，有事熱情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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