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半支蓮(85)_鐘鴻

八五

　　彭靜雲、王金魯、趙樹楓在我拍攝《曹雪芹》和辦《中國電視戲曲》時都幫我介紹過企業支持我拉贊助款。

　　王恩榮，金錚到醫學界工作了，都是有求必應。

　　柳曉明後來是律師，在我辦雜誌遇到法律問題時，他總是無私地協助。

　　陳瑞美惦記著邀我一同去參加楊述、韋君宜合葬的儀式。在這儀式會上，我聽見了當年宣傳部副部長張大中對楊述的悼詞中，自省了他在1957年抓宣傳部右派的事。這怎能怪他，不能怪宣傳部任何一個人，但他的悼詞使我感動。他是能自省執行錯誤路線的少數人之一，在1982年我創作了歌頌地下党的現代京劇《雪映古城》演出時，他就在《北京日報》上發了肯定此劇的文章，並對我說：「其實你那時的一些言論只是在黨內會上的發言。」我理解他話的內涵就是當時劃我為右派是不對的。

　　鄧可因是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的女兒，北大畢業後，來宣傳部工作，為人寬厚，我和她及住得離她較近的余梓林常聚餐聊天，余梓林也是宣傳部同事，比我們小一點，為人熱情、誠懇。後來又加入了老同事何慶余，友誼的火花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李光遠是我們宣傳部的理論家，從宣傳部到了原《前線》和《求實》雜誌。他每有新作都寄我一本，比如他翻譯的《論個人主義》；《真理、學習、方法、人生》他書中有許多新觀點，給我以啟發。

　　呂祖蔭曾是宣傳部工礦宣傳處處長，平時就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反右時他是支部委員，就因為認為我不夠右派而被取消支委職位下放勞動，那個時候是有理不能講的啊！他和我一樣愛好詩歌，聚會時，他熱情地向我介紹他對詩詞的許多新的見解。

　　老同學李筠、張慧雯夫婦在我改正後，一直在拉幫我參加他們發起的北京市京劇昆曲振興協會的活動，使我有機會廣泛地接觸社會，放手工作。幫我從扭曲的性格中解放出來。

　　老同學董平，是我在校最好的朋友，她身體弱，我去頤和園黨校她家看過她幾次，我們一起唱著過去的歌：「太陽下山明朝依舊爬上來，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地開，美麗小鳥一去無影蹤，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別的哪樣喲，別的哪喲喲，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我們的歌聲裡沒有悲哀，只有對青春的回憶。現在我們經常通電話，每聽到她那依然清脆的聲音，倍感親切。

　　在首師大工作的老同學薛文，是個熱心人，在前幾年和我共同幫助生活遭遇困難的同學張世齡，對我的寫作也很關心，經常電話互相鼓勵，他身體欠佳，老說：「能活到2008年看到奧運會的在北京舉行，就不錯了。」我鼓勵他向百歲進軍。

　　老同學楊育才，五十年後重逢，猶如當年，他熱誠，脾氣好，對我關懷做到了無微不至。對我的作品字斟句酌地推敲，他是北師大歷史系的副教授，要求我既要真實地寫出歷史背景又要掌握分寸，他找來大量的史料供我參考。還鼓勵我運動，促我騎車。於是清晨，我常在車輛較少的馬路上來回騎自行車，感覺極好，仿佛我又回到了青年時代，一高興，湧出幾句順口溜：

　　迎朝陽，車飛奔，
　　風拂髮際耳邊吟。
　　颯爽英姿重又現，
　　挺胸快蹬似騰雲。

　　市領導人黎光、張建民、王大明、張百發等在我拍攝《曹雪芹》時，都給予我大力的支持。

　　已經成為名人的王蒙、邵燕祥、從維熙依然是平易近人地幫助我、鼓勵我，為我的詩集、散文集寫序言；鼓勵我再接再厲地記錄下曲折的人生、歷史的一部分。

　　從小和我共同成長的表兄弟妹，無論是同住北京的表弟姚監複和表妹姚一平、姚山平，還是工作在杭州的四表妹姚南平和定居美國的五表妹姚蜀平，每次見面時，他們仍按舊時稱呼，叫我一聲「小姐姐！」，親切的稱呼喚醒兒時的記憶，白髮蒼蒼的我們又都回到了快樂的童年。今年九月五表妹從美國回來度假，我們相聚在三表妹家中，五表妹彈鋼琴，我們合唱童年的歌曲，情濃意深。

　　童年在西安，教我開吉普車的表兄賀克美，在北京解放那年我母親讓他由長沙轉來北京工作，來時他是共青團員，我曾陪他到北京市團市委轉關係。荏苒春秋，他是「鄉音未改鬢毛衰」。他是我們表兄弟姐妹中唯一保持湖南口音和湖南特色的，每次去看他，他總要給我一點家鄉特產：經鹽糖淹制過的紅紅的老薑，甜辣甜辣的，又嘗到家鄉醇厚的風味了！

　　我早年的朋友、兒時的兄弟姐妹啊！雖然我們都老了，但我們相聚時，最熱烈的話題是對祖國命運的關心。

　　晨日相逢風雨驟，
　　夕陽聚慶桂花酒。
　　酸甜苦辣埋心底，
　　熱血依舊比酒稠。

　　重新創業中，在拍《曹雪芹》時，京劇院的徐玉川導演（已逝）和她的丈夫李光晨，還有何家濟、蘇偉以及許多演員都幫助了我。辦《中國戲曲電視》時，曾是中央電視臺導演的果青，新影的王永宏、文藝報的主編鐘藝兵等專家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深圳出版詩歌集《百花吟》，又相識了海天出版社的熱心的薛亮編輯，至今仍有來往。

　　住在永定門東街時，管片的片警王林是個不同凡響的警察，作風文雅、樸實，熱心幫助他管轄的每個居民，尤其對孤寡老人照顧，我二兒子去世時，他不僅來安慰我，並及時幫我處理一些後事。他有20餘年的警齡，甘願長期留在基層為老百姓勤勤懇懇服務，做個普通的警察。但他並不普通，他愛好文學藝術，遍讀古典小說，又習畫、習字。我搬家後，還在百忙中來看我，問我如有什麼困難，他會盡力幫忙，真夠朋友。

　　三〇一醫院心臟病專科大夫淩瑞琴，是母輩的朋友，也一直關心我和女兒的健康，她研究的促生「褪黑素」的「睡眠康寧」助我緩解失眠痛苦，她是一個對所有病人都溫和、耐心、認真的醫生。

　　當我的《百花吟》詩集在深圳發行後，收到三十幾個圖書館給予的收藏獎狀，包括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臺灣大學圖書館、香港公共圖書館。還有許多讀者和朋友的來信。曾與我在宣傳部共事的王建來信說：「你一生是苦難的，也是光榮的。」深圳一位讀者來電話說：「鐘老師，我將您的詩集寄給了我的母親，母親也受過許多苦，希望她像您一樣堅強、樂觀。以書會友，樂在其中。

　　我的大廈裡，還有我父親的大家庭。

　　我繼母朱霞真，蘇州人，離休於中國鐵道學院，文化大革命後，每年春節都去父親家，每次都能嘗到她親手做的特別可口的江南菜，尤其是八寶飯，最為我們喜愛。繼母長期照料父親生活，能同甘共苦。她脾氣好，為人和藹，我很尊重她，和兄弟妹妹們一樣，也喊她「姆媽」，我融入了這個和諧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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